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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
《福布斯》：电话医生
为海而生
陀飞轮、钛金属、左手款、潜艇望窗式展柜……太多的海洋元素和精细设计在沛纳海上海恒隆旗舰店内一一呈现，这是沛纳海的全球第五家专卖店，也是中国大陆地区目前的唯一一家，是品牌继1993 年开始向民间市场限量发行精密军用腕表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让更多人了解神秘的沛纳海，了解沛纳海腕表的精致用心。正如沛纳海行政总裁Angelo Bonati 所言：“我们一方面保留品牌的重要元素，亦希望能够与上海专门店环境配合，将传统历史的特点及现代风格互相融合。” 所以，在这里除了可以欣赏到沛纳海一系列珍贵的限量手表之外，其近150 年的历史和现代手表系列亦跨越时空交相辉映。
十九世纪，与海结缘
1860 年，Giovanni Panerai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Ponte alle Grazie 开设了第一家钟表店，并成功地与瑞士最富盛名的钟表制造厂商建立良好关系，奠定了沛纳海在技术上的优良基因。三十年后，Guido Panerai（创办人之孙）将新能量与动力带给这个企业，提供光学及精密仪器设备，沛纳海正式成为意大利海军的供货商，开始一段“海上旅行”。世纪更迭之际，工作坊迁移至离Duomo( 百花大教堂) 仅几步之遥的Piazza San Giovanni（现为沛纳海在佛罗伦萨的专卖店），店门口的OrologeriaSvizzera 店名至今仍清晰可见， 突显沛纳海与钟表的紧密关系及其与原产地瑞士的一脉相承。
二十世纪，深海荧光1910 年，沛纳海开始进行发光材料的首次试验并发展具有涂敷此原料的仪器面盘、测量仪及望远镜设备。以硫化锌及溴化镭的混合物制成名为Radiomir的荧光物质，将其嵌入于极小的玻璃管中，让仪器在漆黑状态下还能发挥作用，这种物质也由Giovanni Panerai 在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取得专利，成为沛纳海专业潜水腕表的技术核心之一。
一战期间，由于供应意大利皇家海军精密的仪器（包括夜间瞄准器、计时机械装置、深度测量仪、鱼雷发射器用的机械式计算器、瞄准装置，以及鱼雷与水雷引爆用的各种定时器），沛纳海的精准专业再次得到公认，最终促成了1936 年沛纳海将第一只Radiomir 的试作型送到意大利海军第一潜水艇群的总部并通过各项测试，并于1938 年投入生产。
1949 年，沛纳海再次获得发光材料Luminor 的专利，以氚为主要物质的Luminor 荧光材料取代了Radiomir 混合物，它对人体的危害更小。
1956 年，沛纳海为埃及海军创作另一款Radiomir 腕表，与早期款式显著不同的是加装旋转式外圈表框可计算入水时间，沛纳海每次限量生产30 只表给地中海的其他海军部队。
1972 年，沛纳海家族第四代继承人Giuseppe Panerai 去世后，将这间佛罗伦萨企业移交给技师Dino Zei，沛纳海的家族事业正式更名为 Officine Panerai，但沛纳海与意大利海军还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1980 年，沛纳海制作第一只钛金属腕表试作款，防水深度达1000 米，将密封于玻璃管的发光材料Luminor 置于面盘及指针上，由此开启了沛纳海钛金属腕表的新旅程。
沛纳海的精益求精同时也得到了好莱坞明星的青睐，在史泰龙(SylvesterStallone) 的要求之下，沛纳海于1995年创作了特别限量系列的Luminor及Mare Nostrum 腕表，取名为“Slytech”系列(Sly 是史泰龙的昵称)，并于拍摄电影《Daylight》时佩戴。
世纪之交，沛纳海更推出了40 毫米的Luminor 计时腕表，更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制表工艺。
二十一世纪，自制机芯
千禧年，藉于长久以来与大海的渊源，沛纳海推出了防水1000 米的Luminor 专业潜水腕表，并开始赞助Laureus 的帆船赛，同时推出LuminorRegatta 的帆船赛纪念表款，展现出沛纳海对大海的热情。
2001 年，沛纳海推出两个新机芯：OPVIII( 两地时间功能) 及OPIX( 动力储存功能)，同年沛纳海选中探险家MikeHorn 测试可用于险峻环境的表款，MikeHorn 正式成为品牌的测试者。
2005 年是沛纳海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沛纳海发表第一枚自制机芯。自制机芯P.2002 拥有八日动力储存、两地时间及秒针归零功能。在2006年的瑞士日内瓦钟表展上，沛纳海便发表了搭载此款机芯的Luminor1950 八日链两地时间表款。之后，在被历峰集团购买下的整整十年后，沛纳海在2007 年3 月于发源地佛罗伦萨发表了继P.2002 之外的另三款自制机芯：P.2003、P.2004 及P.2005，至此沛纳海已成功发表了四款自制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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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革新间的优雅平衡
草地网球、白色球衣、比赛场地内没有任何广告牌—可是，温布尔登并非不加选择地固守所有的传统，这项世界上最古老的网球赛事，从来不惮于尝试新鲜的科技，而ROLEX 劳力士亦成为其中的推动力。
草地网球、白色球衣、比赛场地内没有任何广告牌——自从温布尔登网球赛1877 年创立以来，这已成为她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项网球赛事的百年传统。前两项传统已为人所共知，而恰是那第三项传统，最能体现出温布尔登赛的尊贵——在这个越来越商业的世界里能够依然如此的不商业，这需要底气与胆识；而只有在温布尔登的威仪前，赞助商们才愿意放下他们的商业坚持。
可是，却有一个“例外”。当你漫步在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时，你会发现ROLEX 的名字随处可见——赛场内的计时钟上、“鹰眼”的大屏幕上方以及镶嵌在温布尔登所特有的蔓藤植物墙上。为什么，劳力士在不设广告牌的温布尔登能成为特例？
当笔者将这个问题提给温布尔登的首席执行官伊安·里奇（Ian Ritchie）时，他微笑着回答道：“劳力士早已成为了温布尔登的一部分，我们的合作到今年恰好已是第30 年；劳力士是瑞士腕表中的翘楚，而温布尔登在众多国际网球赛事中最富盛名，同样的至尊地位以及悠久历史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温布尔登就像保护这里的茵茵绿草一样精心维护着他们的传统，就拿球员必须身着白色球衣这一项来说，无论他们在其他赛事中穿得是多么花哨，他们每年在温布尔登赛的两周时间里都必须自觉地回归白色的纯净。每年冬天，各大小球衣生产商的球衣样品都会送到里奇的桌上，他必须一一验看，以确保这些品牌所赞助的球员在来年初夏的赛事中符合服装规定。里奇说，他几乎从未听过有球员因为不得不穿着白色球衣而抱怨，他甚至用两届温网女单冠军小威举例说：“她曾说过，白色是最乏味的一种颜色；但在温布尔登，白色即是经典。”
可是，温布尔登并非不加选择地固守所有的传统。这项世界上最古老的网球赛事，从来不惮于尝试新鲜的科技，而劳力士亦成为其中的推动力。从去年开始，温布尔登赛就在中央球场与一号球场使用“鹰眼”回放系统，以帮助裁判做出最精确的判断，也让现场观众享受高科技带来的悬念与乐趣。
而在赛会决定安装“鹰眼”系统时，劳力士果断决定成为其赞助商。当笔者询问这一系统的发明人保罗·霍金斯（Paul Hawkins），安装这样一套系统需要多少钱时，他聪明地回答道：“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球场，花费当然也会不一样；在温布尔登，自有劳力士这样的顶级品牌提供赞助。”他还同时介绍说，这套系统亦将在北京奥运会的网球比赛中使用。
温布尔登除了这三个永恒不变的传统之外，另一些传统也许对于球迷来说更有切身感受，比如昂贵而美味的草莓，比如伦敦上空随时准备泼下的雨水。今年在费德勒与纳达尔之间进行的男单决赛，就不仅因为下雨而推迟开始，比赛过程中也因雨水而两度中断，可以说——雨，成为了两位决赛球员之外的另一位主角。
不过，从明年开始，这样的一幕便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温布尔登中央球场届时将正式启用可伸缩式屋顶，能够在20 分钟内完全闭合，保证比赛很快重新开打。不仅如此，屋顶采用的是透明材质，不仅能为球员参赛提供足够的光线，还能保证他们脚下的草地能够得到鲜活的呼吸——是的，在所有的网球赛事中，只有温布尔登的场地是有生命的；也许，这就是这项赛事总是如此生动的一个原因？
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完美平衡，总是如此难以把握；而无论是对于温布尔登还是劳力士来说，他们都在这两者之间行走得如此从容、优雅、气度不凡。而这，也许就是促使他们能够多年融洽合作的一个深层共同点吧。
漂亮的网球就是最好的代言
既然是腕表制造业的领袖，那么，国际网球界的国王与女王当然最被劳力士所心仪。统治男子世界第一排名已长达四年半之久的瑞士球王费德
当然， 世界第一永远都只有一位，劳力士在选择其他代言人时也十分挑剔—除了必须具备足够分量的网球成就之外，他们必须拥有鲜明的性格魅力与极高的国际认知度。罗迪克、郑洁和晏紫，无不符合这样的标准。
本次温网大赛之前，郑洁因为踝伤手术而缺席去年大半个赛季，世界排名只在第133 位而已，但她将温布尔登的两个星期转化为了美妙的“创纪录之旅”—在赛事开赛之前，她就已成为首位在四大满贯赛事中获得单打正选赛外卡的中国球员；而击败伊万诺维奇，不仅是她职业生涯中首次击败世界前十的球星，更是中国球员历史上首次击败现世界第一；郑洁在此之后又连胜扎维和瓦迪索娃等一众高手，最终成为历史上首位跻身大满贯单打四强的中国面孔！
这个来自于四川的小个子女孩，以一连串的“洁”报，彻底“郑”惊了国际网球界；英国球迷和世界媒体兴奋地打听着她名字的准确发音，并且探寻着她成功背后的故事。事实上，郑洁在2006 年就已和她的四川老乡晏紫联手赢得过温布尔登女双冠军；加上中国球员此前在大满贯赛事中的最佳单打战绩就是李娜两年前同样在温布尔登创造的女单八强，中国的女孩子们似乎总能将最好的战绩留给这片神奇的绿草地。当笔者将这一规律说给温布尔登首席执行官伊安·里奇听时，他幽默地答道：“也许，北京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应该改在草地赛场上举行。”
同郑洁的巨大成功相比，两位男女世界头号球星的此次温布尔登之旅却遭遇了一些挫折。不久前刚刚在罗兰·加洛斯实现人生第一个大满贯桂冠的伊万诺维奇，在第三轮比赛中输给郑洁后表示，作为世界第一的她还有很多新东西需要学习，包括如何应对人们对她巨大期望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位年仅20 岁的塞尔维亚美女还对费德勒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我现在才能真切地体会到，费德勒过去这些年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而他却能够如此完美地应对。”
遗憾的是，费德勒此次虽然一盘不失地打入了男单决赛，但却在与纳达尔的一场延续了4 小时48 分钟的经典决战中功亏一篑，未能历史性地上演温布尔登六连冠的奇迹。这场比赛过程中，担任现场评论员的前网坛名宿麦肯罗将之称为是他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而最新出版的美国《体育画报》的封面，干脆将之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温布尔登对决”。未能最终夺冠尽管遗憾，不过，作为一场最伟大比赛中的两位男主角之一，这可能是对费德勒最好的安慰。
费德勒赛后也表示，北京奥运会和美国公开赛，将会是他奋力争取的荣誉。虽然本赛季以来他的大满贯数量仍然停留在12 个，但以他尚不到27 岁的年龄，他仍大有希望超越桑普拉斯的14 个大满贯桂冠的历史纪录，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网球明星。至于伊万诺维奇，她网球的青春期才刚刚开始，她还有着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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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起来的土楼和正在消失的生活
7 月6 日，46 座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福建永定县博物馆馆长、被媒体称为“申遗”第一人的胡大新却高兴不起来：“土楼的现状并不乐观，不能光保护建筑，土楼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需要保护。”
7 月6 日，从加拿大魁北克市传来消息，包括振成楼在内的永定、南靖和华安三县的“六群四楼”共46 座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独具特色的大型民居建筑—土楼，广泛存在于福建西南部的茫茫大山中，这种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清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历经战乱、地质灾害，依然沿袭至今。其中，永定一县存有2 万座，南靖县则有1.5 万座。
“早上6 点多收到( 福建) 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从加拿大魁北克发来的短信，我悬着的一颗心可落下去了。”永定县博物馆馆长胡大新说。小个子的胡大新被媒体称为“申遗”第一人，十年前，正是他第一个提出将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58 岁的土楼楼主林日耕则没有丝毫担心，“百分之百成功，怎么可能不成功呢？我接待过很多专家，大家都说土楼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
这几天，振成楼里挂满了红灯笼，每家每户都贴上了红对联。7月9日下午，林日耕正忙着和35 岁的儿子林尚康在他们的振成楼门前空地上摆放上千只蓝色塑料凳。第二天，永定县政府在这里举行了一台大型歌舞晚会，庆祝福建土楼申遗成功。林日耕有些兴奋，他在振成楼住了43 年，头一次遇到举办大型演出。
林日耕在振成楼里开了饭店、旅馆和杂货店，他很乐观：申遗成功了，游客更多，生意就更好做了。“我会一直在土楼里住下去，永远都不会离开。”
胡大新则有更多的担忧：“土楼的现状并不乐观，申遗成功算是‘突围行动’，至少可以保护一部分，不至于全军覆没。”
阿耕的土楼人生
“我是永定的第一个导游，第一个做土楼生意的人，第一个在土楼里开饭店的人??” 在土楼楼主中，林日耕拥有众多第一。
作为申遗“六群四楼”之一的洪坑村客家土楼群，是永定最有代表性的土楼群之一。洪坑村拥有三座全国最知名的土楼，振成楼、奎聚楼和福裕楼，都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其中，素有“土楼王子”之称的振成楼名气最大，连同振成楼一起成名的还有楼主林日耕，人称阿耕。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阿耕是个能人。”阿耕则哈哈一笑。
振成楼建于1912 年，分内外两圈。外圈高4 层，内圈两层，砖砌，与高大的祖堂大厅围合中心天井。楼内则为通廊式，以砖墙隔成相互可以通连的8个单元，各单元均置一楼梯。1995 年，振成楼的建筑模型与北京天坛的建筑模型一起作为中国南北圆形建筑代表，参加了美国洛杉矶世界建筑展览会，引发轰动。
据胡大新介绍，“一般来说，盖土楼的成本比较低。但一些重点保护的土楼和有特色的土楼多是以前的大富人家建的。”振成楼也不例外。阿耕祖父林仁山及其兄弟以烟刀发家，耗费20 万光洋建造了府第式的方形土楼—福裕楼；后又花费8 万光洋、历时5 年建成了振成楼。
阿耕兄弟5 人，他排行第五，4 位兄长皆名校毕业，年纪最小的阿耕却因“文革”原因，仅仅小学毕业。
阿耕在土楼出生，大跃进时期，曾短暂搬离土楼；“文革”结束，阿耕重返振成楼，开了一家大米加工厂。1984 年开始，时有游客探访振成楼，阿耕意识到可以“靠山吃山，靠楼吃楼”，从此开始了20 多年的土楼生意。
1984 年，振成楼仅仅住着4 户人家。一旦有游客探访，阿耕会收取2 元的门票费，其中1 元4 户平分，作为清洁费用；另外1 元阿耕自己留着，作为导游费。一年下来他能赚100 多元。对此阿耕有些得意，“我是最早搞土楼经济的，可以说是永定第一人。”
后来慢慢客人就多了起来，这与一个在当时流传甚广的故事相关：198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报告称，根据卫星照片显示，在中国福建西南部有数千座不明性质建筑物，是巨型蘑菇状，与核装置极为相似，这可能是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核基地。当年12 月，美国谍报人员贝克以摄影师的身份来到闽南山区，发现漫山遍野的“核基地”不过是普通的客家土楼。之后，土楼的名号逐渐打响。1995 年，永定意识到土楼的价值，举办了第一届土楼文化节，之后，游客与日俱增。随着游客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搬回振成楼，现在楼内共14 户人家，都做游客生意。
阿耕有5 个子女，大儿子林尚康原来在湖坑镇做了10 年的中学教师，儿媳妇在旅游公司做导游。3 年前双双辞职回家，帮父亲做生意。有客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下厨做饭，有游客要求导游的时候则挂上导游证四处讲解；出嫁的女儿也带着女婿回到土楼协助父亲；小女儿刚从福建龙岩市的一所中专毕业，几天后到龙岩市电信局上班，但阿耕的计划是：“我希望她去学外语，这样外国游客来，才比较好接待。”
阿耕现在很少担当导游，偶尔重要人物来访，才会请出阿耕。7 月9 日，阿耕接到通知，上海作家余秋雨下午3 点钟要来振成楼，由阿耕讲解，但他一直等到4 点钟，才见到了余秋雨。他一路走一路讲，都是烂熟于心的一些解说词。林尚康则拿着相机一路跟拍，这些照片将会挂在阿耕饭店的墙壁上，和其他许多阿耕与各色名人的合影在一起。
“我是属于尝到甜头的人。”阿耕说。
被改变的土楼
永定县博物馆馆长胡大新一直从事土楼研究，对永定县的土楼情况了如指掌。尽管县城与洪坑隔着近1 个小时的车程，但他隔一段时间就来一趟。胡大新目睹了这里的变化，“以前这里很穷，交通不畅，要走7 公里的石板路才能到镇上。后来旅游开发了之后，一年一个样。”但他同时也很矛盾，“以前村民都没有商业概念，游客来了，也不知道买车跑运输，都没有开窍；但现在有了商业的概念，商业味道又太浓了，尤其是振成楼，这是新的问题。”
胡大新说得没错。林勤能的店铺位于振成楼入口处，随意堆放着类似土楼介绍书籍、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等物件。从他的店铺一路向前，内圈
林勤能承认，“住土楼肯定有好处，就是不做生意，房子也可以出租，还可以分到一些费用，肯定有经济收入。”1999 年，洪坑村被评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后，更名为“民俗文化村”，正式向游客开放，并收取门票，门票费由10 元一路上涨到50 元。
最初，当地政府承包了振成楼。为了补偿土楼内居民，政府向各楼主提供8000 元承包费，后来又提升到3 万元。此后，同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奎聚楼和福裕楼也划了进来。但众多非重点保护土楼则没有这些费用。
在洪坑村，除了3 座重点土楼，更多的是包括庆云楼、庆福楼在内的非重点土楼。这里居民稀少，楼内居民多数种地或者外出务工，也没有任何商铺的痕迹。偶尔有游客到访，但很少驻足停留。林勤能说，“真正做游客生意的就那几幢出名的楼。”
“出名的楼都可以搞旅游，这是先天优势。”阿耕说。他同时承认，发展旅游经济同样有不利之处，“以前楼里的居民都很和睦，大家都是亲戚，但现在成了竞争对手，矛盾也就多了起来。”
“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洪坑村村民抱怨。他的砖混结构房子紧邻振成楼，上世纪80 年代修建而成。之前他和妻子一直在深圳打工，刚刚返乡。“ 现在申遗成功了，我们这种新式房子可能很快就要拆了吧？不知道房子边上的这些水稻田是不是也要改成草坪？”
上一次大规模拆迁是在2001 年，为了申遗，洪坑村将原来沿溪而建的一排新式楼房全部拆掉。居民迁回土楼，或者另找其他地方盖房子。胡大新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当时拆房子的时候，老百姓意见大。”阿耕耗资28 万建造的楼房也在当时拆掉了，得到了5 万元的补偿款，他又在村外重新盖了一幢楼，出租给旅游公司。但阿耕认为，“当时有很多意见，现在想想，为了申遗成功，也是值得的。”
尽管生意红火，阿耕也有自己的担忧：“申遗成功了，有专家说，土楼里不应该住人，应该全部腾出来；也有专家说，土楼里一定要住人。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胡大新自己的答案是：“楼里一定要住人。其实被列为重点土楼的，根本不用担心，应该有大批人回来，吃旅游饭；而非重点土楼，则人太少，需要转移一些商铺进去。”
作为世界遗产，福建土楼与2000年申遗成功的安徽西递、宏村徽州古村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随着大量游客的到来，西递、宏村的经济生活方式慢慢从农业转变为旅游业，家家户户都开起了店铺，做起了旅游生意。有专家批评说，虽然这里的建筑本体在外观上得到了严格的保护，但是与当地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内部空间环境已逐渐消亡，他们认为这种保护并不成功。
土楼正面临同样的命运。胡大新说，“不能光保护建筑本身，土楼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需要保护。”但他同时承认，“非常困难，无能为力。”
消失的土楼
与这些正在急剧转型的土楼不同，更多的土楼面临的是消失的命运。从永定到南靖再到华安，一路上随处可见衰颓的土楼。
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庆云楼与振成楼相距不远，境遇却大不相同。记者现场所见，此楼入口处堆放着一些农具，遍地都是家畜的粪便，一只刚刚下崽的母狗虎视眈眈。进到屋内，二楼已经破旧不堪，走在木地板上，“嘎吱”作响。一间房门上贴着年画，上面写着宣传语—“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但屋内却是人走楼空，一片狼藉。
76 岁的林先灿站在底楼拌鸡食，他有些耳聋，大声介绍，“我没读过书，以前种地，现在种不动了??孩子们早搬出去了，不愿意住，嫌脏。”对土楼的未来，他并不在意，“这里没什么人了，都不要这个土楼了，没人住就都烂掉了。”
40 岁的李亨雄说，“从出生就开始住土楼，早住烦了，谁还愿意住啊！”李亨雄原来住在洪坑村村口的环兴楼，和楼里大部分的居民一样，如今他也搬到旁边新建的土楼里。12 年前他开始跑摩托车运输，每天守候在洪坑村口等客人。
李亨雄说，“土楼里住的都是老、弱、病、残。在永定，90% 的男人都外出务工，多半从事木工或者水泥工。”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没人愿意回来，土楼位于好地段才有钱，有钱就有一切，环境好有什么用。”
在永定，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有本事的出去闯，没本事的留下来。本事最大的去深圳、厦门，差一点的到福建龙岩市，再差一些的到县城，最差的也要到乡镇??“无人居住的土楼不多，但已经慢慢出现了，在那些非世界遗产的区域，有不少土楼正在逐渐消失。”胡大新说。
胡大新的老家位于永定南部下坪村，这个村落正在慢慢消失，大部分居民都搬迁到临近的集镇上，剩下的土楼的命运就是毁损、坍塌。而他居住的永定县城，原本所有的建筑都是土楼。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土楼被拆除，现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高楼林立，很难再找到土楼的踪迹。
在申遗的“六群四楼”里，年代最近的当属初溪土楼群的善庆楼，1978 年开建，次年完工。据胡大新介绍，就永定县而言，1990 年之后，已经很少有新的土楼动工。
世遗委员会对土楼的评价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山区居民建筑的福建土楼，体现了聚族而居的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更体现了聚集力量、共御外敌的现实需要。
这个评语恰恰说明了土楼今日的命运。胡大新说，“整个家族聚居的大型土楼，可以断定今后将不再有人兴建。
现代人的追求和传统不一样了，不再有人喜欢大家族聚集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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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色的新诠释
勇往直前的红、激发灵感的绿、雄视天下的黄、挥洒自如的白、刚柔并济的蓝。如果要问“中国，是什么颜色”，那只有一个最贴切的答案—中国，无法以一个颜色形容。当2008 北京奥运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世界著名的涂料制造商立邦漆，用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宣布：“彩色，才是中国的真本色！”。
2008 年7月16 日，世界著名的涂料制造商立邦漆在北京东四十条皇家粮仓推出“让世界瞧瞧中国的颜色”主题TVC，力图唤起世界对中国自身丰富多彩的重新认识，让世界瞧瞧中国的颜色。来自世界的20 名金牌设计师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齐感受了“中国本色”带来的震撼。
此次活动也是立邦漆企业黄、绿、红、褐、蓝五种主题色系的发布会，显示了立邦正在努力推动奥运期间的流行颜色趋势，使之与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吻合，同时也紧跟世界颜色流行热点。
中国本色与世界色彩接轨
立邦公司市场高级经理吴佳伦在现场表示，五种主题色系中“黄为金之色，代表雄视天下；绿为木之色，代表激发灵感；红为火之色，代表激情迸发；褐为土之色，代表沉着稳重；蓝为水之色，代表刚柔并济。这都与北京奥运会希望表现给世界的颜色内涵完美契合，立邦希望用黄、绿、红、褐、蓝五色系描绘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北京的四合院是青砖灰瓦，低调的色彩为的是衬托紫禁城的辉煌；江南的民居是黑瓦白墙，暮色沉沉之中宛若衣服水墨丹青；西藏的喇嘛是红墙金顶，在天高云淡的高原，那颜色代表着神圣和庄严。中国各民族拥有不同的精彩色彩运用，这些色彩迄今不仅仅被沿用，也被发挥在当今世界各种流行元素中，立邦推行中国本色系列活动，就是要让全世界能看到一个璀璨的古老民族，透过自己的色彩表达，迄今傲然挺立于世界时尚前沿的精神。”
此次活动是立邦企业积极响应2008 北京奥运会举办宗旨，举办以“中国本色”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之一。立邦企业渴望通过“中国本色”活动，与消费者一起寻找每一个颜色的中国文化符号，让世界瞧瞧中国的颜色。
写下你的中国色彩故事
立邦漆“中国本色命名大赛”自五月份起开始火热进行中，截至目前已征得超过1800 个中国颜色命名；接着“中国本色”征文活动( 详见www.nipponpaint.com.cn) 又将拉开帷幕。中国人用最骄傲的中国色彩鲜艳了全世界的历史，而当你生活在中国、体会在中国，你和中国色彩正上演着什么样精彩的故事？ 立邦漆正在开展面向全社会的以“写出你的中国本色”为主题的网络征文活动。吴佳伦表示：“颜色是感官的源泉，是喜怒哀乐的灵魂；颜色能记录一个瞬间，也能表达一个人生。立邦漆征集各种与颜色有关的故事，写下它们，也让全世界看见属于你的个人色彩。”立邦漆相信，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故事，都是最鲜活的色彩故事。
“中国本色”让爱焕采
“中国本色”发布会上，精彩的京剧和艺术体操让与会者大呼过瘾。京剧的色彩斑斓的戏服充满传统的美感，体操运动员动感的身姿更是力与美的展现。正如立邦漆推崇的“中国本色”，源于传统的沃土，在精彩的奥运中国年将焕发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在积极推动中国颜色潮流的同时，立邦企业也在努力运用自身的色彩优势，开展慈善活动。截至目前，立邦已在全国捐赠了多所希望小学，用漂亮的颜色装扮了孩子们的教室和图书馆，并已经着手规划四川彩色希望小学的建设与色彩涂刷。不久，人们将在灾后重建的四川看到绚丽的奥运五环色，让灾区的孩子们感受奥运的多彩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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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ZILERI：男人衣橱不能忽略的高级成衣
从诞生之日起，PAL ZILERI 就走高级然而低调的行事风格，即使在面向今天世界范围的市场时，PAL ZILERI 最吸引人的还是那种自然而然并能轻易感知的质感，那是意大利顶级成衣的风范。
我们为什么买衣？如果只是因为保暖与避免身体尴尬的考量，我们只要有一些布匹就好了；如果稍微照顾一下符合社会的审美现况，那么基本上随便一件经过缝纫技术的衣服都能上身出门了吧？而若只是想要吻合大众美学的流行，不用下很大的工夫就能搞定还可以很便宜。但实际上我们却依然总是会为了一件衣服再三思量。我们买衣，更重要的是因为得体的优雅，因为裁剪的质感，以及可以被突出的个人风格。
我们买PAL ZILERI，也是为了这个意义。
维琴察的男装力量
亲临意大利这个世界男装的圣地，或许是最能接近和理解我们为一件华服而感动的这一层意义。从米兰坐火车到意大利北部小镇维琴察，花两个小时从时装重镇抵达另一个时装要地，这里是著名建筑大师帕拉第奥的故乡，也是世界顶级男装品牌PAL ZILERI 的故乡。
这是一个诞生于1970 年的男性成衣品牌，一开始只是面向意大利本土市场进行设计制作与销售，而到了70年代末，才开始进入更广范围的欧洲以及美洲，直到今天，已经在全球75个国家进行销售。与那些家喻户晓的意大利一线大牌相异的是，家族式经营的PAL ZILERI 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高级、低调为行事风格，即使在面向今天世界范围的市场时，PAL ZILERI 最吸引人的还是那种自然而然并能轻易感知的质感，那是意大利顶级成衣的风范。
安静的维琴察小镇是意大利式的诗意田园，拥有近千名员工的PALZILERI 也就在这样一片如画的风光里扎根，强劲地成长了38 年。别墅式的办公区里，最吸引人移步的当然是陈列室里那些即将上市的2008 年秋冬系列，加入PAL ZILERI 只有一年时间的设计师Yvan Benbanaste 在本季的三个系列中完全以威尼斯城的建筑、绘画艺术为灵感，从颜色、面料到裁剪，却已显出充分完整的成熟风格来。
动人的面料与工艺
就像所有能被我们迅速关联的记忆一样，面料是意大利男装最为人称道的细节之一，这也是同时为世界很多时装大牌提供面料服务的PAL ZILERI 引为骄傲的部分。在PAL ZILERI 专门的面料开发部门，面料设计师与面料制作人员每一季都会研发出非常独家的面料，来支持PAL ZILERI 全系列产品的质感，这几乎可以说是PAL ZILERI38年来很核心的生命力。在2008 年秋冬的一款便装上，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具有“神奇功能”的新面料。这种以全棉材料生产的面料，没有加入任何化纤的成分，却可以天然防水，因此对于雨天的应急而言相当方便周全。这个在内衬贴有H2O 字样的标识卡上，像是一种专利，注释着PAL ZILERI 在工艺上的新探索。
在08 秋冬的另一个系列中，PALZILERI 依然将其面料的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纺织的时候用两层非常薄的面料织在一起，变为一层，独特的针法完全看不出两层面料的感觉，不仅相当薄，同时还在丝质中加入了亮色，而整件西服就用这一层面料制作而成，重量相当轻。这件不到500 克的西服没有内里，所以也就没有很硬的支撑物，穿在身上像贴了一层皮肤，舒适感很好，而且穿起来颇为挺拔，这已不只是面料所带来的效果，更是裁剪与手工工艺的表现。
这也令原本只能在秋冬穿的基本款，变成了夏天穿起来也很合适的必备item。
这只是很随意所见的两个简单细节，在迷宫式的巨大生产车间里，一件成衣的完成在各个环节里都有相当多的考究，那是一个看不见的匠心。38 年来正是这个匠心将Pal Zileri 带入那些低调、优雅、考究质感的男人衣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一线大牌list，在我们熟知的这个名单中，进入中国才一年的PAL ZILERI 也许还因为其低调而为很多人感觉陌生，但一开始就将专卖店设立于恒隆、君悦、杭州大厦等顶级消费场所的动作，让人无法忽略其低调中的企图心。
市场主管Manuela Miola 在进行商业布局时，目前中国市场除了作为主线的Pal Zileri、Pal Zileri Concept， 以及少量的Pal Zileri Lab，随后也将把全系列的其他产品带入中国，特别是8 月份在北京要开一个专门针对晚宴、婚宴等特别服务的店，提供礼服定制（PalZileri Abito Privato ），9 月则会有意大利裁缝来中国的专卖店进行为期三周的高级定制服务（Pal Zileri Sartoriale），以后还将把此项服务长期开设在中国市场。
专访PAL ZILERI 设计主管Yvan Benbanaste“面料和手工是我们的强项”
B=the Bund
Y=Yvan Benbanaste
B：你由女装高级成衣定制转为男装的设计，其中的过程会不会很困难？
Y：刚进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疑惑，因为女装的层面更大，空间更多一些，男装的限制会更多，创新而又不能太过，这个平衡线对我是很大的
B：意大利时装在手工方面同样出名，PAL ZILERI 在这方面是如何实现的？
Y：我们的面料是全手工生产的，这是我们跟意大利很好的纺织工厂合作，生产出独家拥有的面料。另外，在西装外套的很多剪裁，特别是肩部这样很强调身体曲线塑造的部分，边、领口的缝制等都是全手工的；里衬方面，特别有些活动部位会用大量的手工，因为手工针织相比较于机器能带给更大范围的活动舒适。我们最顶级的一条线，基本上都是手工来完成的，手工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B：你了解中国消费者吗？在设计的时候会不会根据中国市场做一些改变？
Y：我知道像鞋子方面，中国人的足跟是比较平的，所以会在保持整体外形不变的情况下根据亚洲市场做一些调整。PAL ZILERI 是能够带给客人意大利生活方式想象和向往的品牌，不会轻易地根据不同市场做很大的调整，我们对优雅和质感的追求是不变的。
B：你如何看待一件衣服的？或者说男人着装常会犯什么样的错误？
Y：衣服对于男人而言，合体很重要，男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特点甚至是缺点，才能挑选合适的服装进行搭配。合体的衣服一定是很注重裁剪，要像雕塑一样，甚至是能够把不完美的身型雕塑得很好。所以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业务就是高级成衣定制Abito Privato，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全手工西服定制品牌之一，以男装来说，全球也只有四五家品牌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的定制跟别家不一样的是，裁缝会进行非常细致的测量，中途不需要试穿，两个月后你拿到的衣服，根本不会有更改的必要，这是我们的特别之处。而且有很多的面料，都是只有在高级定制中才会有的，这对整个市场来说，都是很独特的。
B：你觉得男人衣橱里必备的是什么？谁是影响你最重要的设计师？
Y：首先，长的袜子，很多男士着装不当是从袜子开始的，很多人穿短的袜子，这是非常不优雅的；然后，要有一套正装，还要有一件亚麻西装，这在意大利南部去参加一场婚礼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护照，因为要随时去旅行。我很佩服的设计师只有一个，那就是Tom Ford，因为是他把男人着装的优雅和品位重新带回了时尚圈。在10 年前甚至更早，时尚元素太多太花哨，男人在穿衣的时候总是会迷失自己，而他把男士的穿衣带回了优雅、有品质的层面。我自己的人生哲学就是生活得优雅，这也跟PAL ZILERI 品牌发展的哲学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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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成功的石油炒家
油价屡创新高，股市节节下挫，美国次贷危机重重，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如此困境下，还有投资者稳赚不赔？没错。世界排名第一的价值投资专业网站GuruFocus，追踪和统计了去年11月至今年6 月包括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鳄在内的55 位全球投资界泰斗收益状况。结果是，在这段全球经济急剧震荡的日子里，33 位亏损超过15％，巴菲特、索罗斯也被列入亏损名单；仅有4 位投资者获利。现年80 岁的BP资本创始人兼CEO—T·布恩·彼肯斯(T. Boone Pickens) 列在盈利榜首。
彼肯斯对原油期货市场判断出奇的准确，自2004 年以来，他在这个市场多次高抛低吸，获得大笔收益。仅在2007 年，通过旗下对冲基金在石油投资上的不俗表现，BP 投资就净赚了27亿美元。同年，彼肯斯个人以净资产30亿美元，位列2007《福布斯》世界富人排行榜第369 位。
如此精准的投资，为彼肯斯赢得了“油神”的称号。如今，他在国际石油市场声望如日中天。媒体甚至将他与金融大鳄索罗斯相提并论。
油神？炒家？
2004 年是彼肯斯真正声名鹊起的一年。年初，当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从47 美元一路下跌的时候，彼肯斯押上几乎所有资金，不断买进原油期货。同年9 月，彼肯斯手中持有原油期货合约达9 万份，相当于9000 万桶原油。
为什么如此操作？彼肯斯认为，随着世界经济恢复较快增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石油需求量将迅速上升，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快于人们预期。与此同时，全球闲置石油生产能力有限，一些早先发现的大油田今后的产量将会逐步下降，石油产量差不多已经见顶。受此影响，世界石油价格仍会继续上涨。事实证明，彼肯斯这一次赌对了。
2004 年9 月27 日，国际油价冲高，突破每桶50 美元大关。精明的彼肯斯选择逢高清仓出货，这一次，他净赚了7亿美元。
分析师认为，彼肯斯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在他大量买进后，许多投资机构顺势大量入市，抬高了油价。此外，墨西哥湾飓风、美国大选等外部因素也推动油价一路上扬。
同年10 月，随着国际油价冲高回落，一直宣称对油价充满信心的彼肯斯，突然在公众视线中消失。10 月20 日，就在油价跌到每桶45 美元时，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彼肯斯再度进场“下注”，并高调预测，“世界石油价格在回落到每桶40 美元之前，很可能会突破每桶60 美元的大关。而且，石油价格再次回到每桶35美元以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彼肯斯此言一出，立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彼肯斯可能将会继续推高油价至60 美元，然后获利出货。”5 天后，10月25 日，世界石油价格再次上涨，逼近每桶56 美元。
两度进出，彼肯斯成为大赢家——加上此前一轮进账，彼肯斯将近30 亿美元收益纳入囊中。彼肯斯就此声名远扬。如今，彼肯斯又将目标投向了新能源。7 月9 日，彼肯斯在《华尔街日报》言论版上发表文章，称他有一项计划，能让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减少三分之一，那就是大力发展风能。彼肯斯建议美国政府充分利用美国中部的风能，让风能替代天然气用于发电；再用省下的天然气替代石油，用于交通工具。
7 月初，“油神”再次预测，原油价格将不会再度跌破100 美元。
第一桶金
彼肯斯生来便与“石油”结缘。上世纪20 年代彼肯斯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成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石油主。二战期间，他的母亲掌管当地的“价格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等额分配汽油等物资。彼肯斯从小就接触到石油圈里的许多知识，这为他日后成为石油大亨打下了基础。
11岁那年，彼肯斯以送报的形式打工挣钱。没过多久，他负责递送的报纸种类就从28 份扩充至156 份。多年后，当彼肯斯回忆起儿时的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道：“这是我最早尝到恶意收购的甜头。”日后彼肯斯在商场上的作为也充分证明，“恶意收购”正是这位石油大亨最喜爱也最擅长的商业运作模式。
大学期间，彼肯斯读的是地质学。毕业后，彼肯斯先在一家炼油厂实习了一段时间，随后跳槽到菲利普石油公司从事地质勘测工作，月薪290美元。很快，彼肯斯就厌倦了长期的野外工作。1956年，仅仅在公司工作了两年之后，他找人借了2500 美元，加上自己的积蓄，联合两个伙伴创办了自己的石油公司。
创办初期，石油勘探公司资金严重不足，无力自己去钻探油井的彼肯斯，选择出售探测到的矿井信息并收取一定比例的矿井收益来维持公司的日常运作。
1958 年，彼肯斯时来运转。这一年，彼肯斯说服美国阿马里洛市的一批投资者出资让他的石油勘探公司钻探所发现的矿井。彼肯斯没有让这部分投资者失望，在随后的16 次探测中，他们共发现了8 个气井和1 个油井。彼肯斯就此赚到第一桶金，并因此而声名鹊起。
恶意收购
1963 年，彼肯斯原先的合作伙伴称，他将出售所持公司股份。那时，彼肯斯手中的资金远不够买下这些股份。他说服合作伙伴，用三年时间分期付完这笔巨款。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彼肯斯不能如期付款，合作伙伴将谋求接管公司。
为筹集资金，彼肯斯决定将公司同埃尔特尔石油燃气公司合并，合并后，公司改名为梅沙石油公司（Mesa），并选择在美国上市。5 年后，梅沙石油公司总收入达到620 万美元，净收入为150万美元。1981 年，梅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石油开采公司之一，资产超过20亿美元。
但在同一年，由于石油市场供大于求，油价持续下跌。彼肯斯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坚持从事石油勘探开采业务，公司前景不容乐观。
彼肯斯把眼光转向“恶意收购”。那时，“收购狂潮”正席卷美国各个行业。彼肯斯率领梅沙完成的首笔收购，是将雨果顿(Hugoton) 石油公司收至麾下。这家公司当时的规模是梅沙公司的30 倍。
彼肯斯常盯上那些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的石油公司。尽管对方的经营规模可能比梅沙公司大很多倍，但他仍敢于发起挑战。他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商业并购而非石油开采发家的石油大亨。
当年，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在内的石油巨头，都曾受到过彼肯斯的威胁。彼肯斯惯用的手法就是：先买下目标公司的部分股票，然后发出收购威胁；其间，通过人为炒作抬高目标公司的股价；最终迫使目标公司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回购其所持的股票。通过这种方式，从1982 年到1986 年，彼肯斯为梅沙石油公司赚取了十多亿美元的利润。截至1986 年9 月底，他的个人资产也增加到1.07 亿美元。
尤值一提的是，在成功收购海湾石油公司之后，彼肯斯的知名度迅速飙升。1985 年，彼肯斯登上《时代》周刊，成为他们的封面人物。一向在政治方面表现活跃的他甚至曾考虑参加1988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彼肯斯或许从未想过，有一天，他的手下爱将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梅沙公司发动恶意收购。1996 年，交出CEO 帅印的彼肯斯卖掉了梅沙的所有股份。
1997 年，彼肯斯卷土重来，创立BP 资本，旗下拥有两家对冲基金公司，主要投资对象是石油和天然气期货。创立伊始，BP 资本发展并不顺利。第二年年底，公司就亏去了创业初始资金的四分之三。
幸运的是，2000 年世界原油价格回升，彼肯斯终于得以大展身手。这一年，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高达5000％，创造了世界纪录。当年年底，他的资金总额达到2.52 亿美元。BP 资本在石油期货市场迅速崛起，并在2001 年安然爆出丑闻后，接手成为全美最大的石油期货交易商。
布什家族的老朋友
与彼肯斯紧密相连的名词除了“石油”，就是“政治”。彼肯斯与政治的种种渊源多少都与布什家族有关。
早在1981 年老布什为里根当副总统的时候，彼肯斯就和布什家族交上了朋友。这种友谊随着老布什1989 年入主白宫而变得更加深厚。布什两次当选得州州长，都和彼肯斯的鼎力相助分不开。如今，在共和党举办的各种筹款活动中，彼肯斯仍是常客。
在2004 年布什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彼肯斯更是鞍前马后，不遗余力。他先是向与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过不去的“快艇老兵寻求真相”组织捐了50 万美元，用于拍摄丑化克里的广告片；后又拿出250 万美元资助共和党的助选机构“美国进步”，成为该组织的第三大捐款人。
《华盛顿邮报》给他算过一笔账，在那次大选期间，彼肯斯共资助共和党500 多万美元，是该党数一数二的“埋单大户”。除资金支持外，彼肯斯还与共和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号称布什“大脑”的白宫前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就是彼肯斯的老友。
对话彼肯斯：“我可不是经济学家”
Q：你认为油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A：我觉得油价会一直上涨，直至供给跟上了需求。目前的石油供给最多维持在每天8500 万桶的水平，可是需求仍会不断上升，不止经济学家这么说，地质学家也这么说。随着需求上升，油价自然就会上涨，我们现在就是面临这种情况，不止是美国，全世界都面临着供需不平衡。
Q：那么需求何时停止上升？
A：很难说，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现在经济不景气也会对需求造成影响，同时煤炭的需求也会上升。如果我现在要买一辆车，我一定会选择油耗低的车，SUV 就太可怕了，会增加许多额外支出。
Q：为了避免使用昂贵的汽油，洛杉矶等地的公交车开始使用天然气燃料。天然气是美国的未来所在吗？
A：你知道美国花在石油上的开销是多少吗？每年6000 亿美元，包括石油和石油制品。而每天产出的8500 万桶原油中，我们就要使用其中的2100 万桶，占世界人口5% 的美国人要消耗世界石油的四分之一！这听起来很荒谬。每当我提到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因为我们更加工业化’，那又怎样？我们要为之付出代价，每年6000 亿。伊拉克战争的开销是每年不到1500 亿美元，石油的开销是它的四倍。这是事实，却少有人会提及。
我们在白白地给别的国家送钱。我们必须减少石油进口，这么做就意味着必须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就像你说的，在洛杉矶有200 辆公交车开始使用天然气这种既干净又是国产的燃料。所以增加天然气的利用是美国解决能源问题的最佳方案。
Q：据说你在加拿大也有不少石油投资？
A：是的，我们在这方面投资了5 亿美元。
Q：赚了5 倍？
A：是的。我拥有那里的CanadianOil Sands 和Suncor 这两家公司。
Q：是否担心加拿大政府会加大税收力度？
A：无论加拿大也好，埃及也好，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这个行业赚钱了，政府就会提高税收，这很正常。
Q：既然你说需求上升是导致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起了何种影响？
A：拿中国来说，他们的人均拥有煤炭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另外别忘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对汽油的补贴非常厉害，主要是给消费者的补贴，这样可以刺激国内其他物品的消费。中国情况复杂，和美国属于两个类型。我们真正受到的威胁应该来自于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国家。我们需要石油，而他们那里有，我们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Q：世界经济会如何发展？
A：哦，我可不是经济学家，别以为有人赚了些大钱或亏了些大钱就成经济学家了。我只知道这50 年来全世界的能源消耗和利用太不合理了，如果下个50年我们还这样消耗的话，别说经济了，世界地图上的人口都得重新分配，有钱人都迁移到产油的中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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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
星巴克神话的破灭
2006 年2 月，当被问及星巴克每年在美国本土新开门店1300 家是否过快时，公司CEO霍华德·舒尔茨回应道：“一点儿也不。在过去20 年里，我们的业绩持续增长，并且我们的增长总是有预见性的。”
两年后的今天，一切恍如隔世。7 月1 日，星巴克宣布在美国关闭约19% 的直营店，即600 家门店；并解雇1.2 万名专职和兼职员工，这相当于星巴克全球员工约8%。舒尔茨说：“这是25 年以来我所作的最痛苦的决定。”
星巴克方面表示，计划关闭的600家门店，目前的赢利状况均欠佳，且未来预计也难有起色。公司将在2009 年完成关店计划。
星巴克CFO 皮特?博西恩在与分析师进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中称，此举旨在提高公司在美国的利润率，从而完成公司此前发布的在2009 到2011 财年加速提高收入的目标。
星巴克神话的破灭
今年1月，重新主政的舒尔茨，一上任就提出关闭100 家店面的计划。相比1月的计划，评论人士普遍认为，这次在外界看来稍显“激进”的关店计划更令人满意。“这是承认了公司出现问题的第一步。”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约翰·格拉斯对记者表示。据他估计，此举措将使星巴克在美国的营运利润率提高至少一个百分点。20 多年前，星巴克还只是美国西雅图的一家小店。十几年前，星巴克开始快速成长。充足的现金流、漂亮的财报、一路走高的股价，在这些成绩面前，做着咖啡梦的星巴克开始大踏步扩张。
2004 年，星巴克为自己设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未来3 － 5 年内，星巴克将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市场各开设约1.5 万家店铺。
在业内，星巴克以选址苛刻著称。他们不仅会详细考察当地社区的人口资料，包括教育程度等细节；还会仔细勘察店铺周围的交通道路状况，确保司机在购买咖啡后能够方便倒车离开。
“但是近年来他们改变了这一做法，只为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曾在星巴克工作了18 年的克莱格?斯维泽说， “一开始只是少数人赞成这种不谨慎的做法，但后来所有人都这么做了。”
于是，在曼哈顿一个并不宽敞的街角，同时出现几家星巴克已经不足为奇。
以至于在美国流传开这样一个笑话：星巴克能够在一家门店的厕所里开辟另一家新门店。
星巴克原本的策略是牺牲原有门店25% 至30% 的利润，用于同一个小区开设另一家门店。当经济景气，顾客络绎不绝的时候，这一策略或许很奏效。但是从去年开始，次贷危机爆发、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油价上涨，消费者信心丧失。随着顾客流量的锐减，要想让紧邻的两家门店同时盈利就变得愈发困难。
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分析师们甚至将油价上涨产生的影响称为“星巴克效应”，即迫于燃油价格节节攀升带来的压力，消费者不得不减少饮用每杯4美元的星巴克咖啡，而选择口味相同，但仅需1 至2 美元的其他咖啡。
“准确地说，经济不景气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决策上考虑不周。” 美国商业不动产经纪人指出。此次关闭的门店中，70% 的店铺都是在提出这一目标后筹划，2006 年左右才开始正式营业的。
“每个财政年度到头的时候，这项增长计划的弊端就会显露无遗。”负责星巴克在拉斯韦加斯业务的马特?道夫齐说，“我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想尽办法达到计划中所设定的增长目标。那阵子开店简直开疯了。”
舒尔茨也曾在公司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指出，过去10 年里，星巴克店由1000家近乎疯狂地扩张到16000 多家，由此导致了“星巴克体验”的平淡化和“品牌商品化”，极大地削弱了星巴克的品牌。
几乎是在星巴克提出扩张计划的同时，华尔街投资者开始向这家咖啡巨头泼冷水。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星巴克的神话开始逐渐破灭。2007 年星巴克全年股价几乎缩水一半，从2007 年初的35美元下降到了2008 年初的18 美元。投资者对星巴克的业绩日益不满。
去星巴克与去麦当劳有什么区别？摩根士丹利近日指出了星巴克“潜在的破坏性威胁”，其中包括全球经济运行放缓和来自麦当劳等竞争对手的挑战这两大主要因素。
2002 年末至2003 年初，星巴克的竞争对手、快餐巨头麦当劳遭遇困境，他们宣布关闭旗下700 家营运不佳的门店，以集中资源最大化剩余门店的利润。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后麦当劳开始重拾升势。
最近几年，星巴克利润持续下滑。但凭借连锁快餐生意崛起的麦当劳，却因为卖出越来越多的咖啡饮品而利润大增。在星巴克的股价跌半的同时，麦当劳的股价却上升了30%。
与麦当劳竞争咖啡饮品市场的顾客，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说是羞辱—或许，它已成了舒尔茨的感伤。1月7 日，麦当劳宣布将在全美国约1.4 万家麦当劳门店中设置咖啡馆，你可以喝到卡布奇诺、拿铁、摩卡等特色咖啡，还有专门的咖啡师调配你想要的任一款咖啡。
从价格上看，麦当劳饮料的单位价格比星巴克约低50 美分。麦当劳还强调咖啡的品质和品种的多元化，它将为不同口味的消费者带来各自的最爱。而在口味的把握上，麦当劳的市场调查人员在定向调查阶段，甚至跟随消费者钻进他们的汽车、走进他们的家庭，看他们如何选取咖啡豆和材质。当然，也包括跟着他们走进星巴克。
好在对于星巴克来说，这个羞辱还不算激烈。毕竟仍有不少麦当劳的忠实顾客分不清拿铁和卡布奇诺的味道，麦当劳在咖啡市场的份额也只占到1%，和星巴克这个咖啡巨头相差甚远。
也许令舒尔茨感到不安的是，一份针对消费者的报告指出，就连麦当劳的咖啡，其口感和质量也比星巴克的要好。
当年星巴克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就是作为一家咖啡店，他们是第一家将欧式的拿铁和卡布其诺引入美国并实现大众化的。“正是如此，经过多年的品尝，现在的美国顾客已经对咖啡有了更加良好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麦当劳或者美仕唐纳兹喝到的咖啡与他们在星巴克喝到的区别并不大。”品牌资讯公司Brand Keys 总裁罗伯特·帕斯科夫说。
与此同时，星巴克原本在环境上的优势和手工蒸馏的贴心服务也因为近年来的疯狂扩张而消失殆尽。“如果人们已经无法获得从前那般的周到服务，那么去星巴克与去麦当劳又有什么区别呢？”帕斯科夫说。
星巴克的中国战略不变
“让咖啡的香气弥漫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也许是个永远都无法成功的生意。”星巴克前任CEO 吉姆·唐纳德曾用了近3 年时间试图否定这一点。但他失败了。
2008 年初，星巴克董事会决定免去唐纳德的职位，请回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舒尔茨再次主政。重新上任后，舒尔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公司原执行副总裁阿瑟?鲁宾菲尔德再度出山。1992年-2002 年期间，正是鲁宾菲尔德制定的选址、拓展等政策，主导了星巴克从100 家店到4000 家店的战略扩张过程，为星巴克成长为全球卓越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这一次，舒尔茨和鲁宾菲尔德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滑坡、奶制品价格上涨、更多消费者选择更便宜的咖啡等等。要想重振旗鼓，星巴克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以实际需求为引导而非盲目扩张无疑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但并不能使其完全脱离眼前的困境。
正如高盛分析师史蒂文·克罗恩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此举令短线投资者十分兴奋，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他们更看重经济大环境的走势，星巴克彻底走出颓势仍旧是任重而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业务不景气的同时，星巴克海外业务却蒸蒸日上。正如投资星巴克的资产管理公司ColdstreamCapital Management 
按照计划，2008 年星巴克海外店铺的开张将从75 家增加为975 家，2009 年则预计新增1000 家海外店面。至此，海外店铺的增设速度将首度超越美国境内。
“中国已经成为除北美之外最大的消费市场。”星巴克（中国）有限公司公关经理励静表示。星巴克目前在中国有630 多家门店，其中位于中国内地的门店数超过300 家，星巴克已全线进入华东、华南和华北地区的一级城市。
“美国的关店计划将不会影响星巴克在大中华区的既定扩张战略。”星巴克大中华区CEO 王金龙表示。稍有不同的是，受此次关店的影响，在未来的市场拓展中，星巴克将采取更为严谨的评估方式。
据他们透露，美国关店不仅不会影响到中国现有店面，反而会进一步加快星巴克进入中国二级城市的脚步。“目前中国各店的经营情况都很不错，除有些店铺位置需要调整，还没有出现关店的情况。公司在一线市场发展的同时，已经将业务拓展到二线城市。”
对话舒尔茨：“星巴克有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经验”
Q: 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周围有那么多星巴克？
A: 增开门店的规划是基于对需求的考虑。1992 年我们上市时只有25 家门店，随着门店数量的扩充，我们也一步步走向了成功。由于有些门店过于火爆，我们就会在它附近再开一家，就是这样简单。如此扩充并不是什么研究分析或者科学模型得出的结果，我们只是感觉到在这个区域需求非常旺盛，所以需要更多的门店。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也从未料到星巴克会变得如此庞大。
Q: 今年星巴克遭遇了首次利润下滑，为什么？
A: 过去的１５年我们风光无限。今年我们的顾客数量首次比前一年同期有所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手头的闲钱少了。如果你去问经济学专家，他们会告诉你，接下来的半年或者一年，经济情况将比现在变得更糟。人们担心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我们则要做得比以前更好，满足他们的需求。
Q: 一些个人理财专家建议，应对如今高昂的油价和粮价，普通美国消费者最好的方式就是减少咖啡店开销，少去星巴克。你对此有何看法？
A: 我们尽量做到物有所值。事实上，现在平均每周仍有5000 万顾客会光临星巴克。我们用创新和独特的文化、理念来吸引顾客，星巴克提供的不只是咖啡，还有轻松的氛围和人性化的服务。毋庸置疑，我们已经成为消费者除了家庭和工作地之外的第三去处。星巴克有过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经验，这次我们依旧能够挺过去。
Q: 星巴克如何应对如今咖啡业愈加激烈的竞争？
A: 咖啡零售连锁市场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虽然星巴克已经非常庞大，但我们还只是占据美国市场的8% 而已。保住行业第一远比成为行业第一的过程难。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要保有从商者的良心，维持商业盈利和社会责任的平衡。关于这一点，我们所做的是其他同行没有做的事情，比如对兼职人员的福利保障，但人们往往会因为无处不在的星巴克门店和它的快速增长而忽略了这一点。
对于一家大公司来说，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很不容易，许多美国大公司在扩张的同时却失去了诚信。
Q: 你们会否推出新产品？
A: 之后的6-12 个月我们将会有比过去5 年更多的新创意。7 月我们在洛杉矶推出一款绝妙的夏日新品，随后我们还会把在意大利发现的口味独特的冰镇饮品推出市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鲜产品，但关于新品我只能说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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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老实得让人心疼”
胡志强和马英九相识多年，是国民党中生代的主力大将，曾任2000 年连战竞选班子的总干事。他与马英九、桃园县长朱立伦并称为台湾岛内清廉组合“马立强”。在厦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胡志强如此评价朋友马英九和老长官连战：“马英九很老实，老实得让人心疼。连战不喜欢作秀。”
7 月5 日一早，台湾台中市市长胡志强来到厦门大学演讲。一身正装的他刚站上讲台，就问了台下表情严肃的师生们一个问题，“来厦门，让我感觉宾至如归。你们知道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等待几秒钟后，胡志强突然脱掉西装外套，丢在台上。台下的师生们哄堂大笑，并报以热烈掌声。胡志强接着说：“你们不要这么high（兴奋），我不会脱第二件的。”
这次，笑声盖过了上一次。
在台湾政坛，胡志强以幽默著称。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胡志强和马英九相识多年，曾任2000 年连战竞选班子的总干事，与马英九、桃园县长朱立伦并称为台湾岛内清廉组合“马立强”。他是国民党中生代的主力大将，曾担任过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及“政府发言人”、“外交部长”等重要职位。
这是胡志强第一次到厦门，也是海峡两岸周末包机的“首航之旅”。谈到此，胡志强也不忘幽默一下：“用连战先生的话讲，这意味着以后中国人和中国人要联合起来，去赚外国人的钱！”
胡志强试图让更多大陆民众了解台中，“他们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彰化、南投、台中县的名字。”三年前，他是第一个造访大陆的台湾县市首长，到北京参加世界市长大会，卖力推销“台中”。
有一天，他带着太太在天安门散步，有路人向他打招呼，他冲人家笑笑，还掏出台中特产——“太阳饼”送给对方。
如今，在厦门的食品商店，很容易就能看到“太阳饼”。南普陀旅游商店的店员，在推荐完自家的素饼后，也会热情地介绍台中“太阳饼”。7 月5 日，胡志强在厦门大学发表了名为“文化造市”的演讲，宣称“市长如店长，赚了钱才能搞建设”。这一次，他带领了包括台中四县市长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人，来大陆寻找机会与合作。
“你以为我现在做市长不快乐？你以为我看到‘部长’、‘院长’会觉得自己不如他？很抱歉，我没有这样想。”7月6 日，在厦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的他表示，将在市长任期满后退出政坛，专职做一名好丈夫。这天，他特地穿上一件白色的polo 衫，左胸上印有醒目的“台中市政府”字样。这是台中市政府的广告衫，并公开对市民销售。
“马英九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在台湾，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很多人预测胡志强将会成为马英九的接班人。4 月，马英九还曾邀请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但被胡婉拒了。
他们的相识要追溯到几十年前。早在马英九上大学前，胡志强就和比他小两岁的马相识。“当时是大一暑假，我被选出来参加马鹤凌先生办的夏令营。每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别人大概七点起来，我六点半就起来了。我还记得当时踩着草尖的露珠，走向餐厅。在路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跑步，穿着短裤，剃个平头，一副清涩的样子。”
一天，这个年轻人跑到胡志强面前，很有礼貌的给他鞠个躬说：“胡大哥你好，我是马鹤凌的儿子马英九。”这是胡志强第一次见到马英九，“哦，我知道你，你不是今年考大学吗？刚放榜了吧？”说这话时，胡志强心里嘀咕：“你一定是考得不好，被爸爸要求６点钟就出来跑步！”
马英九很平静地回答道：“我考上了，考的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
“我心想‘你神经病啊’，考了第一志愿还出来跑步。通常，考了第一志愿的人前一天夜里都在狂欢，早上六点刚回家睡觉。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里跑步？他回答说爸爸要他来这里学一学各位大哥大姐，听一听鸟叫。”
胡志强当时很困惑，他上下打量这个穿着短裤的奇怪男孩，发现他的裤子口袋鼓鼓囊囊的，“我问他装的什么东西，他说是英文字典，一本小的英文字典，这样可以一边跑步一边背英文。考上了第一志愿还出来跑步，还背英文，我当时就觉得这种人将来一定做领导人。”胡志强一边比画着字典的大小，一边大笑道。
此后，年纪相仿的他们成了好朋友。
马英九进大学后，他们一直保持往来。在胡志强看来，“马英九是个很老实的人，老实得让人心疼啊！”胡志强讲了个故事，“当时马英九担任蒋经国的翻译，有一天经国先生说，‘英九啊，你的体重最近好像增加了。’听闻此话，马英九每天回家边看电视边跑步，从此养成跑步的习惯。所以他对经国先生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这种友谊也一直延续到了政界。
2008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部被定为决战区，而台中的票数尤其关键。最后关头，人们从电视里看到了这样一幕，台中市长胡志强和太太，陪着导演李安的夫人林嘉惠上台，林嘉惠大喊“我爱台湾，我的票投给马英九”，他们三人一起为马英九拉票。最后，马英九在台中市大赢34 万票，一举成就马英九的胜利。“马英九是一个非常正派、民族观念非常强的人。”
牛津大学的“胡导游”
胡志强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踏入政坛，他说诱惑他的是一块牛排。“我一直到了高中才想做‘外交官’。我的愿望很简单，当我看到电视里面的外交官穿着漂亮地喝酒、吃冰淇淋和牛排，我就想做‘外交官’。结果我真的考了外交系，就为了那块牛排我做了‘外交官’。”
青年胡志强为人热情，人脉很广。
当他还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时，他的名声就已经很响了。所有刚去英国留学的台湾学生都知道，有事就找“胡大哥”。如果台湾客人想参观牛津大学，伦敦的台湾处也会介绍他们去找胡志强。
“业余导游”胡志强，不仅会认真地看完导游的书，熟记各个景点的历史；有时还会自己先去看看。他接待过的很多人都被他“导”得很高兴，有些人甚至当场就邀请他回台湾工作。“一家做航运的老板说，你回来给我做特别助理吧。给我的薪水非常高，但我没去。”
1981 年4 月，时任“青辅会主委”的连战到英国筹组“国建会学人联谊会”，也是找到胡志强，那是胡志强第一次见到连战。“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一个人去的，连个随从都没带。我带他逛了牛津，还去了附近丘吉尔的故居。途中，我加了两次油，他抢着要付账；虽然我是穷学生，但中国人都讲究客气，所以我坚持把钱付了。没想到，他上飞机前给我一个信封，说‘志强兄，我给你一封信’。”
胡志强把信封拆开后，发现里面是一叠钱，比这几天的油钱还多了不少。“他全部都记住了，你不能不佩服他。”
因为热心，胡志强在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念就是七年，“我太太骂我，说我天天帮别人跑腿，学位都快念不出来了。她讲了之后，我就发奋，每晚只睡两个小时。拼了十个月，我把博士论文赶了出来，然后就被送到医院。”
还在英国时，胡博士的才华就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那时，蒋经国曾希望他回台湾，接任马英九做他的翻译。
此后，李登辉刚就职时，也托人询问胡志强的意愿。等胡志强从英国学成归来，在台湾中山大学教书时，李登辉再次指示找胡志强做他的翻译。
“钱复先生、宋楚瑜先生、马英九先生，这些比较有名的人，都做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翻译，之后就是我。我这个人好像逆来顺受，你叫我做什么我就乖乖的。那本来是兼差，兼差完了以后还是回学校，没想到兼职不到一年，我就被调到‘行政院新闻局’做‘局长’，就此变成’内阁’。”胡志强如此回忆当年的“意外”。
进入政界的胡志强属于“拼命三郎”，他从不求人，“用我算你命好，你找到我我就拼命。李登辉过生日的时候，一千个人签名祝贺，但你看不到我的名字。”
不把个人悲剧做政治筹码
说起未来，胡志强表示，“我会在台中市长任期结束后，专职做一名丈夫，好好陪我的太太。兼职的话，我想去做教授。”
2000 年，担任连战竞选班子总干事的胡志强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我一直觉得连先生会是一位很好的领导人。我是竞选总干事，大选失败，最主要的责任在我。我输了，是我对不起民众。”
心怀强烈内疚感的胡志强决定出走台湾“政治中心”，他选择来到他成长的地方——台中市重新开始。刚开始参选市长，他的民调落后对手将近20%。他花了不少时间，一家一家地走访台中市民，“敲每一扇可以敲的门，握每一双可以握的手。”也是十个月的时间，他让牛津时的传奇再次重现，以超过对手20%的选票当选。
“他是个很清廉的市长，太太为人很好，低调不享特权，不像扁嫂（陈水扁的夫人）那样。他的儿子、女儿也从来没有什么不好的新闻。因此，民众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台中商业总会理事长、企业家林山下评价道。早在十多年前，胡志强还是台湾“国民大会代表”时，林就与其认识。
和台湾其他政治人物不同，民众眼中的胡志强，身上的人情味冲淡了不少政治色彩。
在台湾，他和太太邵晓铃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他们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我们三四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她的爸爸是警察，我的爸爸是军人；大人们常串门，在一起打麻将，小孩子就凑在一起玩。”
2006 年11月18 日，发生在胡志强夫妇身上的遭遇，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当时胡志强夫妇南下高雄，为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黄俊英助选。返回途中发生车祸，邵晓铃生命危急。
当时，被迫出现在记者面前的胡志强，谈起妻子的情况忍不住泪如雨下。在场的记者原本准备了很多问题问他，后来却变成大家一起喊“市长加油！市长加油！”一场记者会变成了祈祷会。
那段日子，在台中，从年迈的老人到小学生，各行各业的人都焦急地关注着胡志强一家，人们不约而同地叠起纸鹤、默念祈祷；家家门口都贴出横幅，祝福邵晓铃平安；高速路上每隔一段就能看到路边立着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画着一只只色彩缤纷的纸鹤，写着“晓铃夫人，加油！”
可能真的是这些祈祷感动了上苍，奇迹出现了，濒临死亡的邵晓铃最终生还。那次车祸也影响了胡志强的人生，他决定在市长任满后，结束自己前景光明的政治生涯。“既然我的妻子在车祸中失去了一支手臂，我就希望能还给她一个丈夫，全心地陪伴她。”
不将自己的遭遇变成政治的筹码，是因为胡志强内心善良，“有时候你会看到政治人物做什么都是为了选票，有时候会让选民伤心。我如果把这个悲剧事件作为政治筹码，那很多当年写信给我、写卡片给我、送花给我的人心里会不会难过？所以我决定，不能用这个做政治筹码，更不能用这个来争取选票。”
“小时候我不大成才”
“小时候我不太成才，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马英九小时候大概能力很高很聪明，所以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希望他做政治人物。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希望我从政。”胡志强说。
出生在北京的胡志强，很小跟着父母来到台湾。胡志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在台湾，他家在台中国民党军队的眷村里，胡志强在家排行老二。“我有一个哥哥。本来家里希望再生一个女儿，因为上下三代全是男孩，结果我出生后，发现又是个男孩。后来妹妹出生了，爸爸妈妈格外宠爱她。而哥哥又是长子，所以，我这个老二是被忽视的一个，也是多出来的那一个。”胡志强如此定义他小时候在家中的地位。
从小，胡志强就受到了严格的军事化教育。在家里，凡是父亲问话，他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有一次，年幼的胡志强看到家里的茶杯打碎在地，他懂事地跑去收拾，正好被推门回家的父亲撞见了，便问他，“是不是你打碎的茶杯？”他摇头回答：“不是我。”父亲大怒，认为他在说谎，“好端端的茶杯怎么会自己碎掉呢？”瞬间，父亲的耳光便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他要胡志强承认错了。胡志强委屈地大哭，却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
“我父亲就是这样严格，我的母亲却非常慈爱。他们一个硬一个软，这样孩子总有个地方可以被温暖，而不至于摔倒在地。”父亲的严厉让童年时的胡志强变得羞涩内向，甚至说话有点口吃。但他也因此养成了认真仔细的性格，担任“政府发言人”时，他可以替领导修改演讲稿达三十次。
很久之后，胡志强才感觉到父亲的温暖。当他去国外留学时，父亲亲自送他，不苟言笑的父亲在他上飞机时，落下了泪，这让胡志强很惊讶。“原来父亲也会为我哭。”
胡志强：“市长没什么了不起”
B= 外滩画报
H= 胡志强
连战很排斥作秀
B：你和马英九是多年的好友，你眼里的他是怎样的人？
H：马英九就是很老实，老实得让人心疼啊。有一天我女儿从台北回来告诉我，说“爸爸，我在台北看到马市长”，我说“哦，他认不认得
B：以前，马英九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时就是一个热血青年，还曾为钓鱼岛事件喝闷酒。现在他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你看来，他处理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H：凭良心讲，马英九是一个好人，而且他很有智慧。但是我觉得他当了“总统”之后，可能幕僚太多了，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像马英九这么老实的人，有时候他会觉得他一定要尊重幕僚，但我觉得有时候幕僚的意见未必会比他自己的好。他会压抑自己的感受，接受别人的意见；这表示他不是一个独断独裁的人，这是我的感觉。我希望英九兄“behimself”，做他自己，他是一个很正派、很有智慧、很聪明的人。做自己这话很容易，实际上做不到。但我对马英九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台湾能出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物，是我们的福气。
B：连战是你的老长官，你觉得连战先生和马英九相比呢？
H：我觉得连战先生是个很优秀的领导者。两次没有当选我觉得很可惜，真的是我们的损失，他真的很有智慧。他也许比马英九还不会哗众取宠，我讲这话也许不公平，他有他的个性，他非常坚持，他甚至不愿意配合媒体作秀。
B：连战先生很排斥作秀？
H：任何人都能了解，媒体文化是政治生涯的一部分，你只有通过媒体才能让民众了解和接近你。媒体不求我们，我们要求媒体，没有媒体我们到不了大众身上。所以和媒体合作是作“秀”，就像我这次如果不参加直航来厦门，有多少大陆同胞会了解台中呢？有人说这就是秀，想作“直航秀”，我是不认为的。尤其是有些民进党的朋友，台中民进党的朋友，一直在批评作秀。但是我透过媒体所能得到的传播效应对我的工作有帮助。坦白说，某种程度的作秀，其实是政治生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连战先生以前对这个观念不太能够接受，马英九兄现在也必须要配合，这是我的感受。
B：这也是你给马英九的建议？
H：我不随便给领导人建议。我说我要当乌鸦，乌鸦不是建议，乌鸦是在外面讲；爱不爱听随便你，我不知道。
B：每个人都在问，你是不是真的在台中市长任期满了之后，会离开政坛？你的规划是什么？
H：就是做个好先生好丈夫，如果能兼职做个教授更好，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希望离开政治，是因为我觉得我够了，政治的事物不能够自我坚持下去。我以前管“外交”的时候，总有老“大使”不肯退休；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要马革裹尸，为国报效，再老也要死在战场上。于是我说，可是年轻人也想马革裹尸，留点空间给年轻人，好不好？
B：那你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参与政治吗？比如当一只乌鸦之类的？
H：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想好。
市长要像店长一样会赚钱
B：作为台湾和大陆首次直航的见证人，这次到厦门的行程感觉如何？
H：很快，我们那天六点半起来，七点半离开家，八点钟到机场。办了很多事，九点钟飞机起飞，十点半就到了厦门，真正飞行的时间只有一小时二十四分钟。
B：2005 年，作为台湾第一位来大陆的县市级官员，你到过北京。我们知道，你出生在北京，后来才到台湾，那次行程是怎样的？当你到达北京机场时，有什么样的感觉？
H：造访北京是我第一次到大陆，是蛮震撼的经验。因为我对大陆并不陌生，无论是身在西方还是在台湾，50 多年来，我接受了很多资讯，感觉对大陆已经很熟悉。但那是自己第一次来，还毫无限制，完全自由行，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因为我出生在北京，来到北京感觉很特别，应该是很熟悉的地方，可是我又没来过。熟悉之中带着陌生、陌生之中又感觉到熟悉。
那天，我从台北桃园机场转道香港，途中飞了不到两个小时，在香港过境大概花去了一个小时。我记得台胞证是在香港拿到的，因为是临时通知我可以来大陆。从香港飞到北京大概花了三个多小时。
B：你曾经说，你希望得到的最好的评价是：你改变了这个城市。现在你觉得改变了台中吗？
H：我不敢讲改变，但是我一直在努力让它改变，让它进步，向上走而不是向下沉沦。但要说到市长任期完了，你觉得改变满意么？我要讲一句话，没有完全让你满意的改变，因为你永远有新的希望、新的计划。
台中这几年在文化、经济、国际化方面都取得了成效。台湾的地方城市中，财政状况最好、财政稳健度最高的城市就是台中。别人都欠钱，我们有存钱。我们的债务减少，我们的居住条件提高了，我们的银行存款也增加了，所以我喊出一句话，“市长如店长”，做个市长有什么了不起？你就是开个店嘛，要大家赚钱，你要让这个市赚钱。至于够不够？赚钱的人永远不会跟你讲钱赚够了。
B：身为台中人，你觉得台中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H：差别有很多，唯一不变的是它的气质。小的时候，我在家附近的路上走，我永远记得路两边的树木，车子也不多，很安静。我觉得大部分的台中区域都是这样的感受。我走在当年的那条街上，我看到当年的那棵树，安静的气氛也还在。只要不在上下班的时候去，它就很安静。到现在为止，台中恐怕还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B：我们知道，你曾亲自请来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安德烈?波切利等人，到台中演出，帕瓦罗蒂在台中的演出甚至成为绝响。你是怎么做的？
H：市长没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这么多城市，市长出面未必能感动他，所以你要找到适当的渠道。因为我在台湾曾经负责过“外事”，所以在国际上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彼此打听就会认识我。我曾经争取了古根汉姆来台中盖博物馆，他们的负责人问到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卡斯珀?温伯格，温伯格马上跟他们讲，胡志强这个人很好，他们就开始对我们有好印象。我认识美国所有一流的建筑设计师，彼此有往来。美国最有名的建筑师叫法兰克?盖瑞，他听说我要盖歌剧院，他都愿意帮我的忙。
B：成龙也是你很好的朋友，你在各行各界都有很多朋友，怎么做到的？
H：对，成龙、李安、吴宇森，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要诚心诚意地交朋友，用心地交朋友，就能相处得很好。我们都是在工作场合认识的，我当过“新闻局长”，成龙是电影明星，他来台湾就会做我的客人，李安先生还没出名我们就认识了。吴宇森先生倒是出了名我才认识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很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跟我见过两面就到处帮我讲话。他到美国接受颁奖，然后请客吃饭，满桌不是美国人就是捷克人，就请了一个中国客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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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4日星期三
雷·奥兹：微软公司的下一任CEO？
2005 年4 月，当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 知道雷·奥兹（Ray Ozzie）要来微软后，他高兴得在各个办公室里乱窜，恨不得把这一喜讯告诉每一个人。盖茨比他更兴奋：“23 年了，我一直希望他能来，今天终于实现了！23 年里，如果我只能雇用一个人，那一定是奥兹。现在奥兹来了，微软终于有救了！”
在IT 界，和盖茨同龄的奥兹一直被视为一位相当有远见的工程师，盖茨称他为“宇宙中最顶尖的五位程序员之一”。奥兹以开发出著名的企业协同软件Lotus Notes 而闻名，这一软件至今已问世24 年，在全世界拥有1.25 亿用户。
Lotus Notes 后来被IBM 收购。2005 年3 月，奥兹创建的Groove 再次被微软并购，奥兹就此成为微软的三位首席技术官之一。2006 年，奥兹接替盖茨，升为微软首席软件架构师。
彭博资讯报道称，奥兹还是微软对雅虎并购的幕后操控者。而在2007 年，奥兹曾与Facebook 秘密接触，希望以2.4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招至麾下。
微软的技术灵魂
一直以来，奥兹都在计划利用互联网完善微软的软件业务。2005 年10 月，刚来公司半年多的奥兹在给微软全体高管的信中写道，“除了大型竞争对手，‘软件加服务’的行为正在新创公司里和草根应用上大量呈现。谷歌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 在这份备忘录里，奥兹强烈建议微软将互联网服务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两天后，盖茨在给微软高管的信中盛赞了奥兹的洞见，称其价值堪与盖茨本人于1995 年所写的《互联网浪潮》媲美。在奥兹发给全公司的《微软的服务战略》中，他提到了Live Mesh 的概念——让用户在手机或者不同的电脑上都能同步文件，并且与朋友共享的互联网服务。随后不久，微软正式宣布进入软件的“ live” 时代，发布了Windows Live与Office Live，两者都是通过在线广告来取得营收。
“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微软与谷歌的竞争。这对微软未来的业务非常重要，”IDC 分析师阿尔?吉伦表示。“若微软不积极往这方面进行，未来的事业将岌岌可危。”
关于微软446 亿美元收购雅虎，CEO 鲍尔默表示，致力于微软互联网业务的“规模化发展”是微软发出收购请求的根本原因。提出这一战略的奥兹则成为这一并购的幕后操控者。“在微软就收购雅虎一事举行视频会议时，奥兹详细的向大家解释了如何将二者的技术更好地整合在一起。”微软发言人比尔?考克斯当时对媒体表示。
“ 他真的很懂技术并且知道什么是趋势。”Rowe Price 公司跟踪研究微软公司的分析师肯·艾伦说。业内分析师普遍认为，在Web2.0 时代，带领微软重新振作的不是董事长比尔·盖茨，也不是鲍尔默，而是首席软件架构师雷·奥兹。
沃顿商学院信息技术高级主任肯德尔·怀特豪斯也因此指出：2000 年接替盖茨的鲍尔默，并未被视作微软的技术灵魂。“他负责公司的运营，并且做得非常棒。我的猜测是，鲍尔默将注重于短期股东价值的实现，并且更为关注战术方面；而奥兹则更关注公司的长期战略。”
随着盖茨的离开，鲍尔默认为自己最多会在微软“再待9 年或者10 年”。
换句话说，他将在10 年内退休。
沃顿商学院的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凯文?韦巴赫则表述得更明确：“微软公司之所以邀请奥兹加盟，并且奥兹也欣然接受的部分原因是他有可能成为微软公司的下一任CEO。”
“我和盖茨的经历很类似”
奥兹和盖茨同龄，是他的老朋友，两人在1981 年就已经相识。当时，奥兹自己创建的公司Iris Associates 刚刚和软件公司Lotus 签订了
同一时期，盖茨在忙于和IBM 谈合作，他把BASIC 语言和DOS 操作系统卖给IBM。IBM 当时目睹了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上的成功，正准备推出IBM 的PC。谈到与盖茨的相识，奥兹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经历很类似。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环境的变化。”
1997 年，奥兹二次创业，创建了Groove 网络公司。在这个新公司，奥兹开始探索网络协作的新方向。在Groove 中，用户可以直接对整个协作的过程提供加密，利用这些不繁琐的加密给用户在线互动提供保护。
经过六次谈判，2005 年3 月，微软以1.2 亿美元的现金价格收购了Groove网络公司，奥兹就此进入微软。
与盖茨的工作作风迥异
年轻一代永远是互联网服务的主力军，一直以来，奥兹都十分注重和他们紧密的关系。他的一双儿女便是他了解年轻人最好的途径。
奥兹一度扮演了孩子们的互联网启蒙老师。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奥兹就把ICQ 介绍给他们使用。儿子喜欢玩《雷神之锤》等游戏，他就教会儿子使用一个叫Roger 的软件，联网对战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们说话。其积极结果是， “在孩子长大后，他们发现各种各样的新鲜（互联网）玩意儿还会给我看。”
孩子们给他带来灵感。事实上，他的上一个创业产品Groove，正是受到了儿子玩联网游戏的启发。现在，他在Facebook 上拥有一个自己的主页，“我想知道为什么女儿每天会在上面花四五个小时。”奥兹说。
作为盖茨眼中“最顶尖的程序员”，奥兹不像多数编程人员那样不修边幅。他的西装质地比盖茨和鲍尔默更考究，他的微笑总是拿捏得恰到好处，但又没有百货店售货员那样的职业感。他说话轻柔，没有典型微软高管那样的过度自信或者强烈的表达欲。
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会像鲍尔默那样大喊大叫，他也不会像盖茨那样对手下不留情面地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问题”。
由于性格不同，奥兹与盖茨的工作作风也颇为迥异。通常，微软的产品负责人只有在项目开始前和成形后才有机会见到盖茨。他们得带着厚厚的文稿，穿过两层保安，奔向盖茨的办公楼，去会议室里听取盖茨对项目中每一个弱点的咒骂。但奥兹却会主动跑到手下的办公室，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参与讨论；他甚至会守在程序员旁边，看他们工作，因为他将之视作和员工闲聊的最好机会，他可以借此了解员工的想法，包括办公室八卦。他不喜欢上台演讲，他认为那样会让他和普通员工之间产生距离感。
说话直接是奥兹与盖茨的共同点。
他也许是微软高管中最不忌惮与记者坦然提及谷歌、苹果等竞争对手名字的人。
他甚至可能是微软高管中第一个承认应该向谷歌学习的人，这也意味着他比其他老微软人更加开放。
奥兹还会对着微软内部最高级别的管理层，批评微软近年来在技术和组织战略方面”连续犯下了几乎每一种错误”。
那是在2005 年6 月，一个只有15 人参加的微软最高级别内部会议上；会议由他主持，那时他刚刚加入微软还不到两个月。
他“有胆量”这样激进地说话，但同时又能保持人们对他的好感，不光是因为他有可亲的个人魅力，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盖茨的极大支持。在各种公开场合，包括媒体采访，当提到奥兹时，盖茨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奥兹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怎么夸奖都不过分！”
雷·奥兹：我一直是比尔·盖茨的伙伴
Q：作为首席软件架构师，你觉得这个职位的挑战大吗？
A：如果你看看我的过去，看看我处理过的类似技术性挑战，你就会发现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应对复杂的挑战。坦率的讲，业务挑战都是差不多的。在研发、知识产权及政策方面，我一直是比尔?盖茨的伙伴。由于我很长时间参与这些工作，因此我和盖茨配合得很好。对我来说，首席架构师只是额外增加了另外的一些职责，但所涉及到的领域仍然是我和比尔过去已经涉及到的。
Q：如今人们期待着新的微软会有什么大的动作或变革来应对愈加严峻的挑战，你是否感到了压力？
A：我不会给自己定下任何条条框框。作为首席软件架构师，我所要带给这个角色的并不是改变世界之类的新奇点子，而是经验。大小公司我都干过，参与过的项目也有成有败。我想正是因为我和顾客打过交道，也写了上百万条程序，我具备了与人交流的能力。我想说，最终人们不会只指望一个人去肩负任何变革的重任，而是一个团队。
Q：微软的在线搜索业务始终位于行业第三，而且与谷歌、雅虎的差距不小。
A：广告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而搜索业务只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受益者”，也是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但是千万别忘了还有显示广告（display business）等业务，这也占了在线广告市场的很大份额。微软必须建立一个世界顶级的在线广告运营系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服务。我们确实有一支团队正朝着搜索业务第一而努力，我并不确定搜索业务成为行业第一是否真的那么重要，但是健康的在线广告运营机制一定是必要的。
Q：你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在服务战略的架构上，这种角色的扩展是否改变了你的思维？
A：过去这几个月，优先考虑服务的战略让我接触了微软当中很多不同的部门。微软提供每个产品都多多少少的需要和服务打交道。服务已经有点像一种平台，它为了解人、了解项目等东西而去。为此，我和不同的部门进行接触。谈到工作职责的扩展，我们组织当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没有和服务发生联系。比如平台的问题，我将更多的参与到存储战略等工作当中去。
Q：你觉得至今为止在微软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A：我们用少量的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大量工作。准时整合技术，从根本上说，是领导能力的问题。我会先从外部入手：在你发送终端产品时，由什么来界定成功？如果没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你最后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远远偏离自己的目标，或者达不到自己的设想。
Q：有人说微软的姿态总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A：微软的战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给予每个人、每个企业选择自身使用技术彼此交流的选择机会。我们不是要创造一种模式来支配整个世界，我们不打算说，如果你不按照这一模式运作你就是违反了规矩。
Q：未来的微软会是什么样子？
A：以Live Mesh 为例。你要去某处，在家里的电脑上搜索地图，然后这个地图及行车路线就会出现在你车里；你在看电视，正在播放的某个剧集你如果希望在便携设备上看，你只要说一声就行。所有的设备都连接在互联网上。网络了解你所有的设备，它知道怎样从其中一个传到另一个上面。网络就在那里，可以把一切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软件+ 服务”策略，也是一种“云服务”，将给用户提供最好的网络体验。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世界，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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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2日星期四
专访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李小加
“我们这代人注定要比你们幸福。”李小加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堂上时，一开口就对着台下年轻的学子们当头“棒喝”。“为什么呢？”他自问自答道：“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磨难比你们多，这正是我们幸福的根源。你们可能需要心理医生，而我们根本不需要。”
李小加做过石油工人、新闻记者、律师，现在则是中国最有名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之一。
3 月24 日，摩根大通买入因为次贷危机而压垮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39.5% 的股权。该案在全球金融界引起轰动，被视为次贷危机发展到高潮的一个标志。李小加是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
次贷：整个血液里都有了问题
在美国，贝尔斯登不是资产规模最大的投行，但却是近几年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 然而一周内，贝尔斯登遭遇了灭顶之灾。“谣言大概是在3 月初开始传播的。”李小加记得：“那时的消息是贝尔斯登开始遭到挤兑。先是说它的客户要撤资，然后传它的对手来挤兑。
”事态在3 月中旬的一周内开始急转直下，“星期一下午1：30，贝尔斯登的短期债券出现了问题，星期二真的发生了挤兑，星期三贝尔斯登还出面说没事了。到了星期四，它就开始给美联储打电话，告之实情—贝尔斯登已经没钱了。星期五早晨，摩根大通发表声明，决定收购贝尔斯登。”
据李小加透露，“星期五凌晨，摩根大通派了150 人进驻贝尔斯登，在48 小时内对其进行尽职调查。”他说：“这是在美联储的担保下，摩根大通才吃进贝尔斯登。在美国历史上，摩根大通一向有听从美联储建议而去救市的传统。”
周日凌晨五点，一个关键的政府协调会召开，摩根大通董事长迪蒙忙得整个周末都没顾得上休息。最终，联储会不仅为贝尔斯登的部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提供了300 亿美元的担保，还在摩根大通宣布收购的几分钟内降低了面向金融机构的紧急贷款利率。
贝尔斯登有内部员工持股的传统，其股份的34% 全部由员工持有。这次事件中，每股2 美元的出售价格让贝尔斯登员工损失惨重。但李小加指出：“幸亏美联储、摩根大通出手迅速，否则雷曼与美林恐怕也有被次贷拖下深渊的可能。”
“事实上，二三十年前，美国发生过一次类似次级贷款危机的风波。当时，美国一些地方为了刺激房地产买卖，推出零首付购房；比如在佛罗里达州除了可以零首付买房，还附送家具，李小加介绍说。当时的抵押贷款是通过一种名为“储蓄银行”的机构做的，那时美国西南部就有很多“储蓄银行”。结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购房者无法还贷，只能把抵押房屋交给储蓄银行。为了减少那次风波的损失，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出面，花了四千亿美元买单。
李小加说，和次贷危机不同，那时候储蓄银行的贷款没有证券化，购房者无力还贷仅仅导致银行倒闭、政府买单，“但次贷危机中，银行已经把购房者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了，证券化的衍生产品，则像滚雪球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越滚越大。结果当风险扩散后，就如同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发炎导致全身不舒服。”
李小加如此形象的比喻二者的不同：“那时的问题就像身体里有一个局部伤痛，一个手术就把它割掉了。可现在的问题就像饺子里的肉馅煮破了，全混在汤里了。”
李小加说：“实际上不是一种大病，但整个血液里面都已经有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早就全部释放到了整个金融体系里。谁来买单了？花旗买单了，美林买单了，他们的投资者也买单了。”
从石油工人到银行家
30 年前，李小加是一名石油钻井工人，那一年他16岁。“当时，我从技校毕业，招工去做采油工。”海上的生活十分单调，但李小加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在同龄人中是幸福的。“ 因为做工人就意味着不用下乡，待遇也非常好：吃饭不要钱，一年能发两双皮鞋。”
４年的采油工生涯，还让李小加学会了英语。那些日子，他一有空，就抱着收音机学习英语。闲暇时，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大学门口蹲着，“看那些进进出出的大学生”。1979 年恢复高考，他如愿考入厦门大学英语文学系。
1986 年，中国掀起一股出国潮，李小加和太太也加入其中。“当时我们写给美国大学的申请信特别直接，”他笑，“原文大意是：如果学校需要我们交申请费的话，就请不要回复了。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没有钱。”结果，这封略显奇怪的申请信，引起阿拉巴马大学的注意，这所大学在美国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
“本来这所大学从来不在海外招生，可它突然发现这封申请材料写得有点牛，教授们还特别想见见我们两个人。”李小加和太太申请了很多学校，但只有这所学校答应给他们两人都支付一份奖学金。
在李小加的记忆里，留学生活非常非常幸福。“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去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淘二手货。她是个有趣的人，每周都在家把东西铺开。
我们三四十个中国人一起去，5 美分就能在那里淘到一盏台灯，真是爽极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日子挺苦的。要去打工、洗盘子，五六年都见不到父母。没钱回家。”他叹道，“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们总感觉无比幸运。”
临近毕业，攻读新闻专业的李小加决定转读法律专业，继续留在美国。“这时候，我遇见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贵人—爱德华教授。”爱德华教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当他得知李小加已经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却不愿前去就读时，感到十分困惑。他打电话问李小加：“你是被哈佛录取了，还是被耶鲁录取了？”没想到李小加却回答说：“我将去印地安纳大学，因为我没钱。”当时，爱德华教授希望李小加第二天一早赶到哥伦比亚大学面谈一下，李小加有点窘迫：“早上来不了，我得坐火车，因为我没钱买飞机票。”这让爱德华颇为震动，见面当日他就帮助李小加解决了所有的经费问题。
此后，幸运再次向李小加招手：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模拟法庭上，由于出色的口才，李小加当场被美国一家大律师所看中，并力邀他去上班。“这就是运气，当时我在模拟法庭上辩论的是有关新闻自由的案子，而这正是我在阿拉巴马大学的毕业论文所研究的主题。”
1994 年，律师出身的李小加进入美林证券，开始自己投资银行家的生涯。多年后，当他再次踏上中国石油钻塔时，他是以一位投资银行家的身份，前去运作一个价值130 亿美元的兼并项目。
2008 中国野生动物影像巡展用影像的力量保护自然
奚志农是“中国最好及最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他是第一个获得英国野生生物摄影年赛濒危物种大赛的中国摄影师，也是目前唯一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的中国摄影师。6 月21 日，由《外滩画报》举办的“2008中国野生动物影像巡展”在上海恒隆广场中庭拉开帷幕，122 幅精选照片全面展示了奚志农20 多年从事野生动物摄影的成果。此次巡展将持续一个月，7月3日至7月8 日，展览将搬至久光百货；7 月14 日至7 月20 日，最后一场展览安排在正大广场。这也是迄今为止奚志农个人作品最大的一次巡展。
“奚志农在巍巍群山和莽莽丛林中追寻，在中国最后的荒野和珍稀物种的家园中，创作出震撼人心的影像。他满怀虔诚和耐心，不顾艰险，记录下动物的隐秘生活，使我们意识到它们遥远的存在。我在新疆帕米尔高原研究马可波罗羊时，奚志农加入了我们的团队，我见识到他是如何尽心尽力来开展拍摄。这也是第一次有摄影师用生动而深刻的图片展现了马可波罗羊这个物种及自然环境的壮丽。奚志农抓住了许多动人心弦的罕见瞬间，无论是两只羚羊在峭壁上‘碰鼻致礼’，还是一群红腹锦鸡在炫耀美丽身姿；无论是暴风雪中拥成一团的金丝猴，还是列队穿越辽阔高原的藏羚羊。凭借这样的影像，奚志农成为中国最好及最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作为全世界杰出和有影响力的动物学家和自然保护专家，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科学探险部的副主席乔治?夏勒为奚志农最新出版的大型画册《野性中国》写下了这一段序言。
作为“中国最好及最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作品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他是第一个获得英国野生生物摄影年赛濒危物种大赛的中国摄影师，也是目前唯一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的中国摄影师。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野生动物的拍摄和保护，实践着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信念。
6 月21 日，由《外滩画报》举办的“2008 中国野生动物影像巡展”在上海恒隆广场中庭拉开帷幕，122 幅精选照片全面展示了奚志农20 多年从事野生动物摄影的成果。歌手王啸坤作为演唱嘉宾出席了开幕仪式，此外，出席嘉宾还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和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相关负责人等。开幕式上，奚志农分别向《外滩画报》、WWF 和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赠送了《野性中国》画册。
此次巡展将持续一个月，恒隆广场的展出结束之后，7 月3 日至7 月8 日，展览将搬至久光百货；7月14 日至7月20 日，最后一场展览将安排在正大广场。
这也是迄今为止奚志农个人作品最大的一次巡展。巡展之余，本报联合WWF和野性中国共同举办了《野性中国》画册义卖大型活动，所得款项将捐助5?12汶川大地震重灾区之一的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灾后重建。
影像的力量
摄影展上，最醒目的一张照片当属两只相拥而坐的滇金丝猴，这张照片放在摄影展的入口处，前往参观的人群往往选择在这张巨幅照片
前留影。1999 年，《BBC 野生动物》杂志前主编Rosamund Kidman Cox 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 “我决不会忘记1999 年我所见到的第一幅奚志农的作品，那样出乎意料的环境，如此有亲和力的动物肖像是我前所未见的。”她为《野性中国》画册写序时如此回忆。
开幕式上，奚志农一身休闲装扮，头戴一顶标志性的帽子。在他看来，在世界野生动物摄影史上，中国摄影师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拍摄野生动物最困难的国家，一方面是因为野生动物极难见到，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野生动物的野外研究非常有限，能得到的信息不多。展出的影像当中，有滇金丝猴、白掌长臂猿、藏羚羊和灰冠鸦雀等多种物种。大多数的参观者都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野生动物影像。奚志农谈到此次展览的目的时说，“我希望将野生动物野外生存的真实情景传递给都市里的人。”
《外滩画报》总经理傅兵解释主办此次摄影巡展的原因，“我们希望将奚志农的作品带给公众，他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就会因此更有价值。”
为了配合这次展览，《野性中国》大型画册也在第一时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本画册精选了奚志农20 多年拍摄的野生动物的影像，此次展出的122 张照片也包含其中。奚志农说，这本画册筹备了五六年，这是他的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意义重大。在中国的自然历史影像之中，这本画册的出版同样是一件里程碑式的标志事件，这是历史上第一本完全由中国摄影师拍摄的大型生态画册。全书共分为白马雪山、青藏高原、秦岭、帕米尔和野性中国五部分，涵盖了中国最为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网络。
在现场，许多嘉宾还饶有兴趣地体验了Canon 炫飞带来的“即拍即打”服务。
奚志农说，“我一直相信影像的力量，相信有感动就会有行动，如果我记录的这些瞬间，能引起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和保护中国的野生动物，那将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
支持灾区
摄影展一角，树枝上栖息着一只小鸟的照片并不起眼，但却意义重大。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 年7 月，地点是青川县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青川县青溪镇境内，1986 年获准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脊椎动物有310 种，其中兽类90 种，鸟类200 余种，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豹、绿尾虹雉5 种。据奚志农介绍，他原计划于今年5 月-6 月前往唐家河拍摄，因为筹备画册而延期，遗憾的是他因此而不能和当地保护区的工作者并肩抗震。
距离震中汶川140 公里的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在此次地震之中受损严重。开幕式上，《外滩画报》特意放映了一段录像，展现地震发生前后保护区的变化，地震发生之前的保护区宁静祥和，而现在的保护区则满目疮痍，一幅幅对比鲜明的画面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深有感触。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副处长鲜方海也出现在现场，地震发生之后，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四川。他介绍说：地震导致保护区内数十处山体滑坡，导致近10 万亩林地、3000 亩箭竹林被毁，道路、通讯、电力全部中断。其中，毛香坝保护站所有办公用房、接待用房、信息中心、博物馆、大熊猫救护站、职工宿舍等基础下沉，房顶垮塌，墙体裂缝，管网爆裂，设施设备损毁严重，已全部成为危房。由于电力中断，博物馆内一片漆黑，除湿机无法工作，屋顶严重损坏，地上积水很深，安放标本的玻璃柜部分破裂。鲜方海最痛心的是，博物馆里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动物标本1000 多具，价值近千万元。潮湿使得这些标本皮毛脱落、腐烂，无法修复。这些标本收集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具有重要的科研、教育价值，现在大部分标本将报废。
这次展览向公众开放，同时，将举行《野性中国》的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用于帮助保护区进行灾后重建工作。每购买一本画册，还将获赠一个由台湾知名设计师黄一峰设计的环保购物袋，购物袋由帆布制成，图案是熊猫啃竹子的侧面造型。尽管画册定价不菲，由于款项将捐赠给灾区，购买和预订者非常踊跃。
结束此次展览之后，奚志农计划重返唐家河进行拍摄。他说，“不管怎样，我都应该再回去。”奚志农的偶像是乔治?夏勒，后者年过70 岁，仍然坚持每年在野外工作半年以上。奚志农说，“有了这个标杆，我怎么做都是应该的。”
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专访“我尊重学问好的人”
采访在丘成桐下榻的复旦大学皇冠假日酒店进行。第二天上午，丘成桐就要给复旦大学学生做一场关于几何分析的讲座。丘先生说道：“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和学问有关的我都不收钱，收了也会捐出去。由企业赞助的演讲我会收钱，可钱还是捐出去的。”
1976 年，27 岁的丘成桐完成了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1978 年，29 岁的丘成桐应邀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报告，在他之前的华人数学家中只有陈省身有过这样的荣誉。
最近十多年来，丘成桐为了提高中国数学的学术水平，做了很多努力，他把自己做的事称为“尽本分”。丘成桐为中国数学“尽本分”的念头，始于1979 年。
“我在香港长大，后来到美国去留学，1979 年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能再回中国大陆。”丘成桐说：“所以，当我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非常激动。”为了迎接丘成桐的归来，广东梅州的老乡为他修了一条泥路，宰了一头牛。
1982 年，丘成桐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1994 年，他又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没设数学奖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大奖——克雷福特奖；1997 年，他再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用丘成桐的学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的话说：“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数学馆中，墙壁上刻着几十个当代数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三个中国人：华罗庚、陈省身和丘成桐。
丘成桐是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两人的师生情谊持续了30 年，丘成桐说他还是没学会陈先生的做人技巧。“陈先生很懂得和人交往，做人很潇洒，就算遇到不喜欢的人，陈先生也不会表现出来。这方面我始终学不来。假使我有陈先生那样的潇洒，现在是绝不会受到攻击的。”丘成桐无奈地笑笑。
他进一步说道：“坦白讲，我在国内有些讲话主要是针对一些对中国前途有障碍的学术领导。陈先生也了解这种情形。他跟我的很多意见是一模一样的，可他不愿意讲出来。他有时候会愿意和这些人合作，可我认为这些人对国家的教育科研没有兴趣，对个人的利益又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合作不来。”
B=《外滩画报》
Q= 丘成桐
拿奖“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B：迄今为止您招了多少中国博士生？
Q：我从来没算过有多少学生，更没算过有多少中国学生。但是数量不少。
B：是刻意为之的吗？
Q：不是刻意，有好的学生就带。也有人写信给我，说要做我的学生。有些大学说，你怎么不带我们的学生。我说如果你们的学生够水平，进得了哈佛大学，我就教导他们。
B：您做人和做学问之间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Q：做学问和做人，都会有人说闲话，也会遇到你必须选择面对还是避开的难题。有些人看到困难就放弃了。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我只要解决问题。有些人觉得不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重要，我就会花时间去解决。
B：破解卡拉比猜想是您迄今为止最大的数学成就，给您带来了很多荣誉，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成就的？
Q：一个学术界的成果尤其是理论成果，过了三四十年还很重要的话，这个成果当然很重要。这个成果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影响还是很大。
B：您拿了很多大奖，您觉得意义最大的奖是哪个？
Q：拿奖是不错的事情，代表了同行对你的肯定。但我从来没有把拿奖当成做学问的主要目的。比如拿了奖会觉得愉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拿这么多奖，就看我的孩子们的反应。我拿了菲尔茨奖，数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可我的儿子们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奖。可是后来我拿了美国科学奖，我的邻居和小孩子都觉得很好。假使从我的孩子的角度看，这个奖更为重要。其实有很多人拿到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很多人拿不到奖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不重要。
B：所以说奖和研究重要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哪怕很多年以后才能得到认同。
Q：认不认同也看数学家自己了，我晓得我做的工作哪点重要哪点不重要，所以我做数学30 多年来，别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
B：预测一下中国数学家获国际大奖的可能性。
Q：首先对我本人来讲，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包括大学把注意力放在得奖上，这搞错了。做学问不是为了拿大奖。
B：对于中国来说，拿奖的意义可能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意义更大。
Q：恰恰相反，假如中国人靠人事关系而不是靠本领拿奖的话危害会更大，而且很多拿了奖的人都不想再好好做学问了。整个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拿奖是达到一个标准，而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不尽力，也从不会失望”
B：您说您不是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你还和那么多人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
Q：如果我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就不会有能力成立那么多数学研究所。我对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学术方面需要改革，但改革很难，从古到今每次改革都遇到大困难，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从王安石改革开始就是这样，他是个不错的人，可他改革不成功，反对他的人就是他的朋友，有些朋友比较保守，不愿意改革，有些则是既得利益者。这十年来，我得罪了很多有既得利益的人，既然要改革就不可能不得罪人。我期望中国在学术方面的改革越快越好，我期望能赶快成功。
B：但改革过程往往是非常缓慢的。
Q：现在我讲的不是五年十年，讲的是二十年三十年。假使中国数学按照现在的情形，没有重要改革、而是维持现状的话，恐怕中国数学方面二三十年都不可能达成世界一流的水平。
B：您说的改进指达到哪种程度？
Q：到世界第一流数学水平。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流，可学术上肯定不是。
B：目前中国数学界的学术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Q：凭良心讲，我只能说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很远。如果我歌功颂德，会让很多人喜欢我，但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去面对现实，才有机会改革成功。
B：您知道自己的话会让人不高兴，可动力来自哪里？
Q：如果你的小孩不行，你会不会隐瞒他们，告诉他们需要改进？中国数学界有很多人是我的学生，如果他走的方向不对，我就会很直接跟他讲他走得不对。有的学生从前跟我，现在变成大院士大教授了，我以平常心去批评他，可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劝导。
B：您想过改变说话方式吗？
Q：我教过很多学生，我讲话很直，从来不会转弯，他们能接受就成才，不能接受就成不了才。中国人喜欢避开重点不讲，要别人舒舒服服，可是做学问怎么能舒舒服服呢？如果一个学生投机取巧，我不批评他，反而夸他做得很好，我说不出口，否则我不适合做他的导师。
B：如果您不是在香港和国外接受教育而是在内地接受教育，您觉得自己拿菲尔茨奖的几率有多大？
Q：菲尔茨奖是有年龄的限制的，要在40 岁以下。中国本土目前还没有人拿过菲尔茨奖，10 年以内也不见得有。但你说中国不能培养好的数学家，我看不见得。问题是，好一点的数学家都被人打击。朱熹平在中山大学研究做得很好，可是他受人打击，北方的人看不起他。我认为种种不良的风气改变后，就应当可以培养出菲尔茨奖的学者。
B：您最初是怎么发现中国数学界这些很不正常的现象的？
Q：这一点也不难发现，数学是门很客观的学科，文章好不好，证明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我根本不需要到了中国才知道。
B：您最开始接触这种不良风气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Q：不良风气全世界都有，我是因为关心中国提出一些意见。我做数学杂志的主编，看过很多二三流的论文。学术是有客观标准的，尤其数学，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因此我拒绝接受这些不行的文章。
中国现在大教授的待遇比以前好多了，从前生活艰苦，但学问比现在好。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风气不好。为什么美国科研好？就是因为风气好。一般来讲，在美国做学问不会说因为你是某某大学的，我就特别照顾你，你不好也说你好；也不会说你不是这个派系的，我们就打击你。哈佛大学是全世界最一流的大学，可是出于对学生前途的考虑，我们会把好的学生送到别的地方去。我觉得有些中国教授不是，他们是从各个派系的利益考虑。
B：如果有一天您对现状失望透顶了，会不会就走了？
Q：我对所有事情从来不会失望。为什么要失望呢？我做这些事是本着自己的热情，能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就像做数学题，十条有八九条不成功，我还是一样努力。
“ 我最痛恨派系之争”
B：据说中国数学家有派系之争，两派为了让自己的人做院士明争暗斗，您怎么看？
Q：我很痛恨派系之争。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讲派系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件事。中国有很多学科完全是一穷二白，可很多人不担心这些，还在假惺惺讲中国数学已经是第一流，领导全世界，这是很可悲的事，就像“大跃进”的时候讲亩产万斤差不多。现在在数学上，有一两个方向我们做得很好，有很多方向做得不好，达不到世界第一流。上礼拜我遇到一个获得过菲尔茨奖的数学家，他问我中国数学现在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中国数学二十年后达到世界一流吧。他眼睛盯着我看，说：“二十年就想做到世界一流，不可能吧。”
B：他的根据是什么？
Q：就凭看到的一篇一篇文章，数学是一篇一篇文章做出来的。骗不了人。
B：您现在名气很大，会不会有人找你拉帮结派？
Q：怎么讲呢？我跟学问做得好的人走得很近，就是拉帮结派吗？有人说朱熹平是我的学生，说我要帮我的学生，可朱熹平不是我的学生。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所以我喜欢他。我提拔一个学问好的人，别人就说我拉帮结派。我的学生中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行，不行的我也会把他臭骂一顿，这也叫拉帮结派吗？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的老师提拔了一大帮中国数学家，比我提拔的还要多，难道他也拉帮结派吗？
B：如果有人拉您呢？
Q：怎么拉法？如果他学问做得好，要拉我，我肯定让他拉；他要用其他方法拉我，我不接受。
B：如果一个数学家学问高可人品不好，你喜欢吗？
Q：学问不好的人，如果能做到大教授，很难讲他人品好。假如他人品好、学问不行，一般来说就是做个小教授，不会做到大教授了，我也很乐意跟他们做朋友。除学问以外，还是有很多值得交往的事情。
B：替中国数学界做的事情中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Q：我对自己做的事还很不满意。我希望中国数学达到世界一流，但是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所以我对自己所做的事还很不满意。
B：中国数学家大会2002 年在北京召开，您怎么评价这次大会？
Q：在1993 年我提出在中国召开世界数学家大会的时候，中国数学协会有很多朋友觉得不行，怕中国没有这个能力。我当时是期望利用数学家大会刺激一下政府对数学的重视，期望年轻人能因大会而提高水平。结果，政府对数学大会极力支持，可年轻人的研究没有因为开这个大会而拉上去。
2009年1月16日星期五
美国人告别SUV
编译自《国际先驱论坛报》社论
很难让多数美国人相信，每加仑4 美元的油价会有好的一面。不过，通用汽车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它将关掉多数皮卡和SUV 的生产线，而且可能停产悍马—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远亲，1990 年代低油价时期的产物。
尽管这远不足以解决全球变暖和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毕竟是个好的开端。
每加仑油价达到4 美元后，一辆悍马H3 或福特F-150 皮卡每年将让一个典型驾车族（行车里程2.4 万公里）支出近4300 美元的汽油费，比本田思域（Civic）高出约2200 美元。
今年5 月，SUV 时代已经终结的迹象初步显现：底特律老三大在美国的卡车销量头一次被亚洲产节油车型超过；大马力的福特F 系列皮卡月销量暴跌1/3，从最畅销车型一下跌至第五位，不敌本田思域，丰田花冠，丰田凯美瑞和本田雅阁。这是自1992 年12 月以来，轿车而非卡车首次夺得月销量榜冠军。
F 系列自1981 年起一直蝉联美国第一畅销车型。但上月，福特汽车宣布将削减皮卡和SUV 产量，它设在墨西哥Cuautitlan 的皮卡工厂将改而生产亚紧凑型的Fiesta。
高油价对多数美国家庭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在人们必须长距离驾车、被迫选择皮卡的农村地区，加油成本可能占到人们收入的15%。高油价就像经济的刹车一样，它还会推高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不过，美国人的反应为征收汽油税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它证明驾车人会根据油价改变行为。就算底特律不相信全球变暖，驾车人仍可以说服它提高燃油效率。他们甚至不必知道这一点：福特F-150 每年要排放13 吨温室气体，而本田思域只是它的一半不到。
致敬艺术匠心
国际高级珠宝腕表巨匠万宝龙公司近日于北京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宣布2008 年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中国获奖者为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暨今日美术馆创办人张宝全，万宝龙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贝陆慈(Lutz Bethge) 亦特地赶赴北京主持典礼。
2008 年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的颁奖典礼现场，文化艺术界精英与名流云集，叶锦添、岳敏君、朱金石、谭平、王晖和李冰冰、陆毅、黄磊、孙莉、李宗翰都出席活动现场以示对文化艺术赞助事业的支持，并向张宝全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致意。万宝龙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贝陆慈(Lutz Bethge) 亦特地赶赴北京主持典礼。
执着艺术情结
作为中国房地产开发界的巨擘，亦商亦儒的张宝全在应对繁重工作的同时，始终都对文化艺术有一种执着的情结。在这一情结的驱动下，张宝全于2002 年投资3500 万人民币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办非企业性公益美术馆—北京今日美术馆，旨在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打造与国际艺术界对话的渠道，悉力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张宝全在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时，更侧重对有潜力的当代年轻艺术家的发掘与培养，例如矗立于今日美术馆旁的北京二十二院街艺术区便是为了给艺术家提供一个交流与展示创作的空间而设计建造。
张宝全除了获得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奖座之外，还获赠万宝龙特别为获奖者打造的2008 年限量发行艺术赞助人“法兰斯瓦一世”888 系列特别版墨水笔一支，以及15,000 欧元奖金。张宝全计划将这笔奖金捐赠给今日美术馆，以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百年人文关怀
万宝龙深信文化艺术是人类生命经验的累积与凝聚，蕴涵着丰富历史内容和微观人文精神，提供观察思考生命与世界的多种面向。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积淀的品牌，万宝龙一直以来都在为推广和发展文化艺术做着不懈的努力。今年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颁给张宝全，便是表彰其在推广中国当代艺术上所取得的斐然成就。希望此举能够促使更多杰出人士加入到艺术赞助的行列中来，推动艺术赞助事业向前发展，进而迎来人类文化艺术的繁荣与辉煌。
近年来，万宝龙的产品线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产品扩及到珠宝钻饰、高级腕表、精美皮具、经典书写工具及优雅配饰等领域。在企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万宝龙未曾放缓推动艺术进程的脚步，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身体力行推动多项文化艺术活动，赞助文化艺术的发展，更是呼吁和鼓励更多的杰出人士和企业加入到文化艺术赞助的行列中来，促进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
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
（ Montblanc de la Culture Arts Patronage Award）
“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是万宝龙文化基金会下为推动全球文化艺术的发展而设置的奖项之一。每年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颁发“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藉以表彰为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奉献光阴及金钱的杰出人士，并通过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唤起国际社会对文化艺术赞助事业的进一步支持。大奖每年都会从不同国家和地区遴选出得奖人士，2008 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及美国。自1992 年至今，此奖项已经表彰了世界各地百余位杰出的艺术赞助人，得奖者是由来自上述11 个国家和地区的33 位知名艺术工作者所组成的评审团选出。今年中国的评委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建筑设计师马岩松与服装设计师叶明子。
写给杨致远的信
雅虎不是你的baby了，自1996年上市后就一直如此。从那时起，你开始要向新老板—股东负责。
亲爱的Jerry，
恭喜你如愿以偿了。上周四，你让微软永远地离开了你钟爱的雅虎—不会有大并购，也不会有搜索业务或少数股份的小交易。作为雅虎创始人和CEO，你无疑对此很兴奋，但你的股东肯定兴奋不起来。
不错，在透露出与微软谈判正式结束后不久，你又宣布了一笔与Google 的交易：雅虎很快将刊登由你的最大对手销售的广告。 祝你好运。首先，此事要通过重重反垄断障碍。参议院反垄断委员会已表示将仔细审查这笔交易。即使联邦政府亮了绿灯，你也只是自愿充当网上霸主的小卒子，如何能为雅虎带来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呢？
完全可以理解，你不想让这家14 年前你与戴维·费罗创办的公司落入微软的虎口，对那个“邪恶帝国”你们又怕又恨，不想让雅虎为微软的官僚主义所吞噬，不愿看到一度与今天的Google 一样酷的雅虎失去独立地位。让我们正视现实吧：你和费罗仍把雅虎当作自己的baby。
问题就在这里，Jerry：它不是你的宝宝了，自1996 年上市后就一直如此。从那时起，你开始要向你的新老板—股东负责。作为董事，照顾股东利益就是你的职责。但从近几个月你的行动，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除了Home Depot 原CEO 罗伯特·纳德利，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蔑视股东的。
我能听见你的抗议：走开的是微软而不是你，你一直对交易持开放心态，只想要到一个比微软最终的开价好一点的价钱。
但这几年，微软CEO 史蒂夫·鲍尔默为并购敲过几次你的门：三次？四次？我听说一年半前，他曾向你的前任泰瑞·塞梅尔出价每股41.5美元。当时有权威人士告诉塞梅尔，雅虎股东永远不会再看到这样的好价钱。此后你们的股价就跌跌不休。
1月底鲍尔默又提议以每股31美元收购，这次他选择公开宣布，迫使你们认真考虑。这也比你们的市值溢价62%，但你和董事会回绝了，到处找“白色骑士”来救驾。
结果，业界没人对扮演这一角色感兴趣，股东们则怒不可遏。你只得与鲍尔默谈判，但还是很不情愿。你很少带上懂并购业务的投资银行家，有时只带费罗一人—他甚至不是雅虎的董事！
5 月份，鲍尔默加价到33 美元，但你还想要更多。在股价下滑又无人竞买的情况下，不知你的依据是什么？就像当初班氏家族卖道·琼斯一样，你是在要求唯一的买家与自己竞价。这完全不合情理。你还提出了被称为“荒唐”的离职者补偿方案。
这些为你带来了什么？高管们继续离去，他们看不到雅虎有任何前途。就在你宣布Google 交易的当天，又有两个一流人才请辞。你仍然没有扭转败局的可信计划；你被一些很让人同情的投资者—包括底特律警察与消防员养老基金起诉；你的新股东卡尔·艾坎也在发起董事会争夺战。
Jerry，你是个亿万富翁，因为全世界有很多人买你的股票，信任你会对得起他们。这是公司上市时订的契约：你可以变得很富，条件是你有义务尽力确保股东获得适当回报。你想保持独立、受不了微软都不重要，你的情感不应妨碍你的义务。
微软的收购是你回报受苦已久的股东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如今这一良机已经消失。艾坎不会像鲍尔默那样默默走开。如果让我打赌的话，我敢说你当雅虎CEO 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CEO 应该让某个理解自己是在为谁工作的人来当，这对大家都会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淘宝热门商品：
当欧盟遇到公投……
忘恩的爱尔兰人
编译自《纽约时报》，作者Roger Cohen
近几年欧洲人经常问美国人：你们真笨，居然一错再错，两次选了乔治·W·布什。不过，在选举的愚钝上，很少有人能赶上爱尔兰刚刚做的蠢事。
我想不出有哪个国家比爱尔兰受益于欧盟更多。只用了几十年，这个一度喝得烂醉的国家一跃成为凯尔特小老虎，其增长率、引进外资和快速致富故事让每一个急于腾飞的小国羡慕不已。
爱尔兰的成功被归功于欧盟提供的巨额农业补贴，它作为外国投资者进入欧盟市场的桥头堡地位，以及欧盟为它展开的广阔新地平线。都柏林突然不再老土，变得很时髦了。难怪爱尔兰人会急于接受欧元，尽管英国人还在死抱英镑不放。
但现在我们看到，爱尔兰人在一阵反欧盟情绪的发作下，表现出最偏狭的英国式岛国心态，否决了对扩大后的欧盟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里斯本条约》。用“咬那只喂你的手”还不足以形容这种心态的愚顽。
《里斯本条约》非常重要，它将为欧盟创造一个精简的决策机制，创设很有意义的欧盟总统和外长职位，给予欧盟与其经济分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个全球力量对比重新洗牌的时代，欧洲需要有一致的声音，才能被人认真对待。
我知道，爱尔兰人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也在为油价飙升、粮食涨价、政治家反应迟钝和新的经济压力烦恼，想找一个可以责备的对象，还有什么比这部《欧盟宪法》的浓缩版更好的靶子呢？
没错，管理一个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是比管理当年的12 国小俱乐部复杂得多；波兰水管工可能跑到西欧，抢走一两个饭碗；欧盟体制可能显得过于高高在上。但用任何理性、历史的尺度衡量，在面对后柏林墙时代改革的需要时，欧洲人表现出的小气量一直很让人困惑。
从土耳其看这出欧盟戏很有趣。土国为加入欧盟已经等了近1/4 世纪，如今它已经不抱幻想，当初的热情已经让位于对欧洲人意图的广泛不信任感。
法国农业部长米歇尔·巴尼耶表示，爱尔兰公投显示，欧洲人害怕一个“没有边界和限制”的欧盟；法国对土耳其入盟的公投结果可想而知。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波特林也表示，爱尔兰说“不”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变得不可能，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克罗地亚。
然而，土耳其的加入对欧盟相当重要，在这一点上布什说得对。目前在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之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桥梁了。欧盟1960 年代就作过承诺，它应该兑现诺言。
欧洲需要克服它的恐惧症，其他成员国应着手批准《里斯本条约》。否则不仅土耳其，其他国家也会意识到，一个政治欧洲的理念已经死亡，代之一种爱尔兰刚刚显示出的孤立狭隘心态。
可怜的欧盟官僚
摘译自《石板书》，作者Anne Applebaum
自从我开始注意时算起，欧洲就一直处在“危机”、“混乱”或“绝望”中—因为某个成员国又未能批准某项欧盟条约。
受挫的总是某件极为重要的东西，如欧洲货币的设立。而制造麻烦的国家通常很小，例如丹麦—1992 年该国选民否决了为发行欧元奠定基础的条约。当时法、德都哀叹道，丹麦的一小撮人“阻碍了整个欧洲”。经过一整年谈判，丹麦人才顺应了大流。秩序总算恢复了，直到法国人自己在2005 年否决了欧盟宪法。呜呼！
这次的坏蛋是爱尔兰，它大概是因为加入欧盟得到最多好处的国家。入盟后头20年，爱尔兰得到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纳税人提供的近500 亿美元资助。有这笔巨额相助，这个以悲情诗人闻名的古老穷国，转变成一个以软件企业著称的21 世纪经济奇迹。都柏林由落后小镇变成繁华都市，爱尔兰的人均收入甚至赶超英国，现在仍高居世界前列。然而这个亏欠欧盟这么多的国家，现在却阻拦了欧盟一整套改革计划。
爱尔兰人为什么说“不”？部分答案可以在克莱尔县的一张否决票背后找到。这位选民借此机会抗议爱尔兰国家航空公司停飞从香农机场到希思罗的航班。还有一位妇女投了反对票，因为她担心儿子被征召进新成立的欧盟军队，然而条约根本没有相关条文。
这类情况总是大同小异：多数选民没看过或不理解条约，或者用公投来表达对其他事情的感想。尽管爱尔兰各大政党、商界甚至天主教会都支持该条约，但他们的口号却很含糊：“对爱尔兰、对欧洲都好。”
欧洲问题的全民公决很容易被谣言、道听途说和单一议题的主张者劫持，或许欧洲领导人应该学会接受这一点并继续前行，对布鲁塞尔的悲鸣不必在意。如果最热心的欧洲人都懒得读他们刚刚否决的条约，那么它通不通过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爱儿童”：地震后最早去灾区救助儿童的NGO
“关爱儿童组织”是汶川大地震后最早向地震灾区派遣儿童救助队的国际NGO 专业组织之一。与普通救援队不同，这个组织专门帮助儿童，尤其是孤残儿童脱离困境。组织创始人葛路德告诉《外滩画报》：“在灾后救助这件事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一点点。但是，我们相信，很多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一起努力，事情就会有改变。”
5 月13 日，也就是四川汶川地震的第二天，罗伯特·葛路德（RobertGlover）和他的关爱儿童组织（“CareFor Children”，总部设在北京）发起了针对地震的募款倡议。很快，他们在香港、伦敦和芝加哥的办公室也行动了起来。
15 日，关爱儿童组织派遣的第一支救援队到达四川灾区，并带去了首笔价值50 万人民币的救济款项和物资。与普通救援队不同，葛路德和他的“关爱儿童组织”专门帮助儿童，尤其是孤残儿童脱离困境。
5 月18 日晚，葛路德本人在夜幕中抵达成都。这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碌，装运各种赈灾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葛路德此前多次到过成都机场，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飞机和卡车挤在机场内，争分夺秒地忙碌着。“这俨然是一场战斗。”
此前到达的同事告诉葛路德，彭州、德阳、绵阳、成都等地的9 个孤儿院受灾较为严重。
给孩子们带去笑声
在德阳，葛路德和他的小组给孩子们送去了清洁卫生物品和一些玩具。团队访问了德阳的一个帐篷学校。在那里，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帐篷中，空间非常紧凑。帐篷学校也不例外，教室非常简陋，孩子们则住在用木板搭建的临时床铺上，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看到这一幕，葛路德和他的团队都很难过。他们也意识到，这里的孩子需要长期的关怀。
在帐篷学校里，救援团队的成员们想尽各种办法，给孩子们带去笑声。团队里活泼的詹姆斯很受孩子们欢迎，尽管他们中有亲人或者同学在地震中遇难，但是在那一刻，他们暂时忘记了痛苦，大声地向詹姆斯说“Hello”。现场的老师告诉葛路德，已经很久没看到那些孩子们开心的笑了。救援队中的张会君看到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告诉记者：“那一刻，我真的为这些孩子感到自豪。那种感觉很复杂，带着一丝悲伤、一丝安慰，还有一丝幸福。”她说，在他们一行人离开之前，他们都互相留了联络方式，“我们真的希望以后能尽可能多地帮助这些可爱的孩子。”
团队中，来自香港的托米是一位拥有十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据他介绍，孩子的心理需求得从很实际的小物件开始。比如一支铅笔、一本记事本。当托米拿出他准备好的Hello Kitty 记事本，他看到很多孩子眼前一亮。托米说这是很好的抓住孩子眼球的方法，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托米才开始他的心理治疗课程。托米说，Hello Kitty记事本本身就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而且很重要，只是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在心理治疗课程中，托米还穿插了很多有趣的幻灯片，还有很多游戏、角色扮演，“我要让学生完全沉浸在我的课程中，上课过程中孩子们的心情得到了完全的放松。”
对于这些课程，托米深有体会：“这些游戏能让他们对过去的一天留有一个美好的记忆，同时能期待新的一天的到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的记忆中。同时，游戏还能让他们增加彼此的了解，激发他们人性中积极的一面。”
“他失去了一切，却还想到别人”
5 月26 日，葛路德和他的救援小组来到彭州。“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那里那样惨烈。” 葛路德回忆，“那里的房子已经彻底被摧毁。”
“那里的人们失去了一切，但他们依然试图用微笑来迎接我们。”一个十岁的小男孩给葛路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葛路德他失去了爸爸、妈妈、奶奶、叔叔和婶婶。“然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依然面带微笑欢迎我们。然后，他跑开了。我们都以为他走了，没想到他很快回来，而且还热情地递给我一杯水。难以想象，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在失去了几乎所有亲人之后，竟然还能想到别人。”
葛路德给这个孩子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以便他随时能找到自己。此后，葛路德和他的救援队去了彭州的三个小学。在现场，他们看到大多数校舍都被夷为平地。“很多三轮拖拉机来来往往，在装运垮塌下来的建筑废弃物。看到那些还在上课的孩子们一个个被埋在废墟下，失去生命，永远难忘。”
葛路德还记得一位女士给他看了一张某班级学生的合影照，那位女士问他是否见到过其中的一个小女孩，“至今，彭州依然有很多孩子没有找到。”
在彭州所见到的一切，让葛路德和他的救援小组坚定了帮助彭州那些受灾的孩子们渡过难关的决心。在葛路德的日记中，他写道：“这些柔弱、友善的人们，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来的却是人性中最光辉的内容—用自己的尊严、爱和希望，继续奋斗！”
推广寄养制
1996 年，罗伯特·葛路德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有关中国孤儿院的报道。那年夏天，有着近二十年儿童福利工作经验的他，只身到中国调研。
两年后，他将家搬到了中国，六个孩子也跟着来了中国。此后，他在北京成立了慈善机构“关爱儿童组织”（Carefor Children）。该机构的宗旨是与中国政府合作，在中国建立家庭寄养机制，帮助中国孤残儿童寻找到本国的寄养家庭。
1998 年，关爱儿童组织开始在海试点运行寄养制。3 年后，他们成功地帮助400 多名儿童找到寄养家庭。此后，该机构开始在昆明、成都和银川推广寄养制。2003 年，受民政部邀请，关爱儿童组织联合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开始在全国推广寄养项目。
培训，是“关爱儿童组织”的工作重心。尽管寄养的基础内容是提供家庭式的照料，但在照料这些有特殊生活经历的儿童时，寄养家长必须得到专业性的指导与支持。如今，通过葛路德的努力，已经有30 个省份的180 多个孤儿院接受了关爱儿童组织的家庭寄养专业培训，建立寄养家庭机制。
布朗上台一周年：咱们看走眼了，他不胜任工作
编译自《卫报》，作者Jonathan Freedland
6 月27 日，是戈登·布朗搬进唐宁街10 号一周年纪念日。不过，我怀疑他不会开太多瓶香槟庆贺。他可以往好的一面看：至少自己还呆在首相位置上。但除此之外，过去这一年对他来说，实在是不堪回首。
在地方选举中两遭重创之后，5 月份工党已经在议论要撵走布朗了。这似乎太残忍、太有欠公平了一些。评判一个首相，至少要等他任满一年。
如今这一时间已到。选民和评论界对布朗已经形成了定见：我们都看走眼了，他根本不胜任工作。
从最根本上说，他似乎缺少领导一个21 世纪国家的技能。“他进来时就像一个牛津教授……他是一只恐龙。”一位后悔一年前听信布朗派的话、支持他上台的大臣哀叹。
布朗的问题是不会授权，优柔寡断；最明显的缺陷则是不善沟通。布朗总是像机关枪那样发表演讲，不过仰慕者们宁愿装作没注意。他们想象自己私下认识的那个睿智、有思想的人只要当上首相，就会有办法向公众呈现自己，尽管他从未露过峥嵘。
这种情况尚未发生。布朗演讲时仍旧埋头照本宣科，似乎无法说出三四句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平实句子，其结果是他从未激起选民的共鸣。
这些在一年前就很明显了，但当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或许不重要，布朗的朴实无华可以是当今浮躁世界的一项美德：“没有花头，只有戈登。”
这个办法本来行得通，却让布朗自己搞砸了。头3 个月的蜜月期一过，他就掉进了耍花招和政治游戏的套路中：先把保守党的削减继承税提案贬得一文不值，接着又抄袭人家的想法；保守党开大会时，他突然现身巴格达，承诺要从伊拉克撤军……很显然，布朗和任何一个搞政治的人同样热衷于算计，只是不那么老练、含蓄而已。没有花头，只是一介政客。
去年秋季的影子大选是问题的集中爆发，它暴露了布朗个性的另一面：迟疑不决。但坏事的不是最终没有举行大选，而是布朗的处理手法。他假笑着坚称，两大党民调得分的接近，与不举行大选的决定无关。
一个大臣曾将此与克林顿对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的处理手法相比较：“造成损害的不是口交，而是克林顿的那句话，‘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
对他不利的不仅是政治手腕，我们还得用一年来的实绩来评判他。在太多领域，布朗都重犯了让选民无比厌烦的布莱尔惯伎：取消10 便士税阶以讨好减税派，却让最贫穷阶层付出代价，这毁掉了他作为弱势人群保护者的名声；他践踏被拘押者人权保护原则，将警方关押嫌疑人的期限延长到42 小时，以便在国家安全方面包抄保守党。
继去年夏季令人满怀希望的新开局之后，布朗又退回到一种谨慎的布莱尔主义。上周一与乔治·布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就是一例。去年首次会见布什时，布朗注意与他保持距离，冷淡地形容会谈是“充分而坦率”。但这次他成了布莱尔第二，对布什大加赞誉，声称两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在公共服务改革方面，布朗也作了布莱尔式的退却。
布朗没做到的事同样多。当他受困于财政部、渴望接掌治国大权时，见过他的人都相信，他已经作好了干一番大事业的准备。他肯定会从伊拉克撤军；或者大力推行宪法改革，使英国终于有一部成文宪法；或者通过实施国家对政党拨款法，一举解决工党的资金困难——目前该党无力打一场选战。
然而这些一件都没有发生，尽管他的政策团队制定了激进的计划。在很多领域中布朗都受制于他缺乏的一种特质—勇气，尽管他曾经为此写了一本书。
以前支持他的人是不是都看走眼了？不尽然。他们没看错的是，他是个正直的人，很聪明且博览群书；如果他不再搞那些拙劣花招，而是推动两三个大胆政策，提出改善经济乱局的可信计划，那么他仍有望扭转败局。
但我们却误读太多了。一位内阁同事承认，他把布朗在战术上的狡诈误当作对战略的精通；其他人没看出他的勇毅不足。一个大臣说，工党低估了布莱尔与布朗的相互依赖关系；布朗需要他的对手，否则就很失落。
连首相的最亲密盟友都评价，这12 个月是“一场悲剧”。要写出这个集奥赛罗的嫉妒、麦克白的野心和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于一身的故事，非有莎士比亚的文才不可。工党目前的任务是，不要坐视这出戏演完它的苦涩结局，并帮助这个存在严重缺陷的主角改变命运。
被世界打开的“羊圈”
1999 年，法国学者魏明德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群山旮旯里的羊圈村，为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打开了与世界之间的通道，此后，大量的志愿者和国外访问学者来到这个地方，并逐渐改变了小村的整个轮廓。
羊圈村坐落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群山中，位于四川省西南端，与云南省接壤。羊圈村的居民以他们的语言自称为“诺苏人”。刚刚发生的汶川地震，羊圈村由于相距较远，得以安然无恙。
到达羊圈村颇费周折。由凉山州的首府西昌向西南去，越过磨盘山和小高山到达盐源县，在盐源县以西30 多公里的起伏的坡地上，可以看到只有一条狭窄街道的白乌镇，从白乌镇出发，在种着玉米、土豆和荞麦的田地间步行8公里，方才能到这个坡地与沟壑中由干土墙围起来的村庄—羊圈村。
1999 年，法国学者魏明德（BenoitVermander）在这里发起建立了一所羊圈小学，之后大量的志愿者和国外访问学者来到这个地方，并逐渐改变了小村的整个轮廓。此后，历时近10 年，魏明德完成《从‘羊圈’小村到地球村—凉山彝族的生活与传说》一书，并经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魏明德说， “我对这个地方并不仅仅是好奇或者是因为研究之需……我既是研究学者，同时也是地方发展的推动者。”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源国际研讨会”上，记者见到48 岁的魏明德。他和该书的摄影师、四川女子梁准在会场门口摆了张长桌，桌子上放了一摞几天前方才印刷出来的新书，搞了一个简单的首发式。这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法国巴黎银行基金会主办，魏明德在羊圈村的实践也是研讨会的议题之一。计划中前法国总统希拉克会到场演讲，最终他因病未能成行，但这场研讨会仍然吸引诸多中外学者到场，因此这本书的现场销量也不错。
《 从‘羊圈’小村到地球村—凉山彝族的生活与传说》这一书名正好说明了羊圈村正在经历的变化，魏明德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变化的好坏， “这个故事没有结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乐观的故事，有乐观的部分，但问题也很多。”
羊圈村的生活
魏明德生于北非，后在耶鲁大学就读政治学硕士，法国政治大学就读哲学博士，现居台湾，任利氏学社主任，其组织编撰的《利氏汉法大词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语—欧语词典。1987 年，魏明德在法国政府部门工作，偶尔的机会到了四川等地。1994 年，魏明德对中国国画产生兴趣，便跑到四川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国画，有机会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写生，此后，他每年有4 个月时间呆在凉山。1999 年4 月，经四川画家李金远介绍，魏明德第一次踏进羊圈。此后，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羊圈村，其中就包括梁准，梁准后来拍下了大量羊圈村的照片，她说，“我们打开一扇窗看到了羊圈，羊圈也通过一扇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魏明德眼中的羊圈村是个小地方，没有广场，没有正规街道，没有店铺，也没有专门的祭祀场所—为了讨好祖先和驱走恶鬼，诺苏人的宗教保有丰富的经文和仪式，户外和家中就是诺苏人举行祭祀的地方。这里总计约1000 人，他们终日锄草、翻土、收割及到附近的牧地放牧；对于这些住在山边、海拔2700 米狭长河谷地的居民来说，似乎也只能从事这些活动。
羊圈人的物质生活简单到极致。土地出产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多半是土豆、玉米和荞麦。加工食物仅限于煮和烧，土豆下锅煮熟了，剥掉皮蘸盐或者辣椒末吃；荞麦磨成面粉，和水揉成荞麦粑粑，下锅煮来吃。玉米的售价较高，所以他们通常不把玉米留作食用。米饭是待客的奢侈品，最多一天可以吃到一次米饭。较富裕的家庭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两三次肉，贫困家庭则是一年两三次。过年（十一月）和火把节（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有祭奠仪式，因为要杀牲口祭祀，就可以吃到肉。2001 年夏天，第一批来自成都的教师和来自台湾的护士到达羊圈的时候，为村里的孩子体检，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四肢细瘦，有个不相称的鼓胀的肚子。
羊圈村的人不善农耕，在他们看来：种子撒进地里，阳光、雨水、土壤和神灵就会掌管一切。学校成立之后，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帮助村民使用地膜技术提高玉米的产量。羊圈人近些年也开始种植少量的烟草和花椒，花椒树自生自灭地生长在房前屋后，主要用于出售，四川人嗜好麻辣的习性使得花椒的销量很好。
在羊圈，盖房子是件大事。盖房子之前，通常要占卜来决定地点是否适合，等到地点决定好之后再挖地基，动工的日子也要详细研究之后再做决定。羊圈人的房子是不用钉子的，屋架搭好之后，便用手边的材料盖房子，多是干土，有时候也用木板或石头；屋顶传统上以木板搭成，木板上放石头，也有一些人用编制的席子，最近一些年开始有人向山外的汉族人买来瓦片。屋内是泥土地面，渐渐有些人家铺水泥土。火塘挖在尽头处，面对门口。在传统习俗中，在建房子之前就得先决定好火塘的位置。火塘挖在地上，再将铁架放在上面，周围放几块石头，这里是厨房也是主人招待宾客的主要地点，根据火塘的方位，来确定主人和客人的位置。大多数屋子里，除了席子和小凳子外，别无他物。
诺苏人有自己特定的语言，在羊圈村，大多数人除了诺苏方言之外不会说其他的语言。在羊圈小学建成招生之前，最近的小学在白乌镇，由于贫穷和交通不便，村里大多数的学龄儿童没有上学。魏明德初到羊圈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村民太过排斥，非常自卑，自视为“落后的人”，无法与外界沟通。等到2004年梁准到来的时候，村民就热情很多。
被改变的羊圈村
在进入羊圈之前，魏明德在凉山的其他村庄也做了大量访谈。“起初人们告诉我，凉山社会是传统和稳定的避风港，但几次参观访问下来，我
魏明德最初的计划是设立毒品戒护所，但当地学者马尔子建议他成立一所乡村小学。魏明德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四处募集款项。第一笔经费来自于一个西班牙基金会以及位于巴黎的法兰克林高中，后来的经费多来自台湾和成都的一些个人捐赠者。2000 年9 月，羊圈小学成立，第一学年，学校计有130 多名学生，至2007 年9 月，学校招收了270 名学生。学校每人每学期收取50元注册费，其余包括考试的费用便由学校包办。在魏明德看来，并不完全免费的原因是：一项完全免费的服务在受惠者眼中很容易被贬低其重要性，反而会变相激发较多的缺勤率。
学校成立的第二年，第一批暑期志愿者包括来自台湾的两名护士学校的学生和四名来自成都的小学教师，为村庄里的孩子开设免费的暑期课程，包括卫生课、汉语、英语和美术。2002 年夏天，志愿者中增加了另外两名台湾的医护人员、两名中文教师、四名法国学生，以及台湾陶艺师蔡婉湘，她在村民的协助下，仔细寻找当地独特的黏土种类，渐渐也集合成一个小小的团队来参与研究制作技术。
2004 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学龄儿童都已经入学，另外有一些学生来自附近的村庄。志愿者的队伍也从医护人员、老师扩展到水利学家。
从一开始，魏明德就试图将羊圈变成一个“另类的世界化交流中心”，诺苏人、成都人、台湾人和法国人等可以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学习。这一梦想很快实现。2004 年，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头戏，羊圈孩子们以“四川小王子”为题的系列画作被带到法国，在巴黎、里昂等城市巡展，之后，又被带到成都、上海等地。
魏明德注意到， “羊圈村在剧烈变化之中，也许是我们带给了他们改变，又也许是中国本身就在改变。”
一个明显的改变是，羊圈村的村民开始踏上远行打工之路，到了2004 年，整个变化变得更加强烈：大约有十五六名年轻人，多是男性，远离家乡到别的省份去了，其中有三人曾远赴缅甸和巴基斯坦从事修路工作。几个月后，一些人带着积蓄回到家来，然后等待下一次离开。这并不是最终的离开，因为他们的资本—土地仍留在村里，他们终将回来。
魏明德说，“羊圈的变化，更多在于观念的变化，他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对金钱有了概念，所以外出打工去寻找更多赚钱的方法。”他们同时非常自卑，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一个年轻人告诉魏明德， “活在大山里，人生好痛苦。”除此之外，最令魏明德担心的事情是“，外出本身并无坏处，但是他们终将回家，回家之后，做什么，这是个问题。”
学校的建立，对羊圈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魏明德也没有答案， “应该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他在书中写道，“ 我们的原意是为了让这个地方更富有生命力，但这样一来是不是更导致村里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为寻求工作而远走他乡？我们是否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但学校仍将继续下去，只是针对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又重新设置了一些实用课程，包括开设银行账户、寄信、买车票和坐公交车等。针对留守在村子的居民也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教导如何使玉米收成更好的课程训练。粱准希望羊圈的年轻人能够慢慢脱离外力，承担起小村的未来，而不是永远等待外来的捐助。她说， “羊圈的未来，究竟是什么结局，谁也说不清。”
“有一天，羊圈里或许没有羊，羊圈的小孩或许一个个都会离开家乡，到他方生活。不过这种种记忆、经验和所有的计划终将伴随着他们前往。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向其他人述说—信息将由此传递出去。”在书中，魏明德以这一段话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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