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顿的和平主义及对前苏联的同情也很公开，如果说他拒绝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是伪善，那从这点上来说他并不比其他左翼同路人更糟糕。他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他和女王的关系融合了谦卑的忠诚和发自肺腑的真情。
由于找到猛料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出版布里顿书信的计划一拖再拖，Faber& Faber 出版社将之推给了一家偏远的位于萨福克郡（Suffolk）的出版社—Boydell Press。最近，8 卷书信中的第4 卷在布里顿- 皮尔斯基金会和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问世，我扫了一遍600 页的书信，没什么轰动性内容，然而继续深挖下去，则能发现令人震惊的残酷事实。
第4 卷的信件从1952 年到1957年，当时布里顿已处于事业巅峰，歌剧《彼得·格莱姆斯》（Peter Grimes）和《比利·巴德》（Billy Budd）在世界舞台上站稳了脚跟，他在阿尔德堡（Aldeburgh）创建音乐节并管理英国歌剧团，科文特花园剧院也频频向他抛出橄榄枝。他以惊人的速度和强度为女王的加冕典礼谱写了《荣光女王》（Gloriana），受威尼斯双年展委托谱写了《螺丝在拧紧》（Turnof the Screw），并尝试了他的唯一一部芭蕾作品《宝塔王子》（The Prince of the Pagodas）。
在有声有色的事业之外，他的家庭生活陷入了偏狭的中产阶级俗套。他的业余消遣是拓印，他详细记录旅行开销，无怨无忧地缴税，一攒够钱就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古董车。生活毫无新意可言。
布里顿和剧本作者威廉·普罗马（William Plomer）、麦范尼·派珀（MyfanyPiper）的通信占了很大篇幅，其他的都是些老生常谈，连写给皮尔斯的情书也充斥着日常琐事。布里顿的声音与马勒书信中充满渴望的狂野心声、斯特拉文斯基的敏锐洞察、诺埃尔·考沃（NoelCoward）的睿智刻薄有着天壤之别。和这些巨人的心灵相比，布里顿一丝不苟地保持自己的整洁外表。
但你得在信里的那些玩笑背后挖掘出言外之意，嗅出一丝小气、一丝敌意。
如果是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也许这些小事根本不值一提，但布里顿在英国的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恨意在今天的英国音乐界中仍有余威。
布里顿不是一个友善的上司。能与他相安无事的只有为他奉献一切且不敢说出自己想法的人，比如指挥伊莫根·霍尔斯特（Imogen Holst）。善意地建议他改善作品或工作方式的人，都被无情地毁掉了。一切从流言开始。他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斯（Ernst Roth）抱怨：“一直有人在造谣，你是否打算听一听？”布里顿没有回信，开始寻找另外的出版商。
贝塞尔·道格拉斯（Basil Douglas）在英国歌剧团当了7 年经理，通过小道消息得知自己即将被炒。对此布里顿说：“我本想委婉地通知你将不再被任用的消息??我曾经真诚地希望你能继续为音乐节和歌剧团工作。我们都这样希望。”
道格拉斯是位“同志”，也了解阿尔德堡音乐节的内幕，他愤怒地指责布里顿和皮尔斯用流言毁了他。“如果你们对我更坦诚，本来可以省掉很多麻烦，我也不会神经衰弱了！”布里顿的回信粉饰着友善，更揭示了他残忍的性格。“请别‘攻击’我和彼得了，请试着理解我们并不希望你得病??你是我们的朋友，当然，除非你决意把我们当敌人。一切都由你掌握。你永远的本。”之后，道格拉斯成了古典经纪人，时常光顾阿尔德堡音乐节，但布里顿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无缘无故地打发走人，在布里顿无情的工作生活中是家常便饭。而一次当他被告知一位密友、钢琴家诺埃尔·缪顿- 伍德（Noel Mewton-Wood）自杀的消息时，竟然拒绝离开自己组织的酒会，还嘟囔着“报纸打电话真不会挑时间”。当迈克·蒂皮特（Michael Tippett）没有在乐谱上感谢阿尔德堡音乐节后，他便与这位老友形同陌路。他的教子迈克·伯克利（Michael Berkeley）一次不当心为布里顿最喜欢的诗人的作品谱了曲，便立刻遭到了沉默的惩罚。
这类刻薄事是与英国音乐传统格格不入的，英国音乐向来以亲切友善的方式成长。埃尔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沃恩·威廉斯唯恐自己还不够友善，蒂皮特和沃顿都很坦率。而布里顿，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受追捧的作曲家，改变了大规则，只为了适应他那小性情。
他带来的氛围仍旧笼罩着古典音乐体制，对外面的世界摆出一张冷面孔，约一次会谈的过程比选举罗马教皇还要复杂。别问为什么托马斯·阿迪斯（Thomas Ades）是现在最红的作曲家，而马克- 安东尼·特内基（Mark-Anthony Turnage）、朱利安·安德森（Julian Anderson）的才情和产量丝毫不亚于他；也别争辩为什么上层职务都委派给了裙带关系。英国的古典音乐粉饰着开放性和公平机会，其实是靠着流言和中伤运作的私人店铺。这都是拜布里顿大人所赐。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旗帜晚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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